董树华
淮安地处南北水运枢纽,东西交通要津,明清时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幸成为中央负责漕运的派出机构——漕运总督部院所在地。“漕运经济”日趋繁荣后,淮安成为南北物资的汇聚地,各地商人纷至沓来,逐步形成了繁盛的商业氛围。由此,全国各地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纷纷来淮安建立会馆,最早始设于明代前期,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从淮安西门庆城门外,沿大运河东堤至河下镇湖嘴周围,不到五华里地段,按经营种类和行业特点设有10多座会馆,这些会馆见证了当年“运河之都”之繁华。
一、淮安会馆产生的历史背景
“会”即是聚会、会客、汇集之意,“馆”即是宾客居留之所。会馆的历史起源, 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的同乡会,是封建社会各地同乡人士,以团结互助互济,谋求公益为目的,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李元庚:《梓里待微录》卷上《会馆》载:“每当春月,聚饮于中,以联乡谊。或演戏。或歌吹,不异京都。近在楚人,在都天庙旁建公所,亦会馆之类”。会馆不仅是同乡会的功能,沟通家乡与在外商人做生意所在地之间的联系,为异乡漂泊的商人作为老乡聚会、议事、洽谈生意的场所,
明清时期,漕粮运输、淮盐集散、漕船制造和关税征收,使淮安工商业、手工业、饮食业繁荣发达。淮安城当时是达官纷至,墨客群聚、商贾云集,和杭州、苏州、扬州并称为运河沿线“四大都市”。由此,全国各地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纷纷来淮安建立会馆,淮安人曾在北京前门,驴马市大街、麻线胡同内设立淮安会馆。淮安也设有不少旅淮会馆,从淮安西门庆城门外,沿大运河东堤至河下镇湖嘴周围,不到五华里地段,设有10多座会馆。当时,河下“盐、漕、河、关四利咸沾其益”,商务鼎盛,“富有无堤,甲于诸镇”,为全国重要的物资商品集散地。清康熙、乾隆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不断发展,古镇的文化品位也随之提高,外地在淮经商、做官、当幕僚者日渐增多,会馆在淮安大量出现,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主要是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基础的一种同乡组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二、淮安会馆的主要功能和特色
明清时期,由于淮安会馆大都设在从西门庆城门外,沿大运河东堤旁,以及河下湖嘴大街、竹巷街﹑萧湖南北出口等处,经商者主要是考虑到商品物资运输和人员出行的便捷。行进在大运河中,既有运粮、运盐的漕船和运送各类商品物资的民船,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又有挂外商号轮船,使人员出行往来十分便利。这些会馆大多数既是以地域命名的同乡会馆,也是按行业特点和经营种类的商业会馆 10多座 ,这些会馆见证了当年“运河之都”的经济繁荣和发展。经营项目繁多,不仅有木材毛竹、南北山货、丝绸布匹、钱庄典当、金银首饰、日用百货、烟酒茶庄、食品饮食,还有旅店客栈、药材药店、中医馆所,以及为造船服务的竹木板材、篷篙绳索、石灰油麻、船用配件等应有尽有。
新安会馆 坐落在河下莲花街西,通济桥南,南临萧湖。明末清初,旅淮经商淮盐和典当业的安徽徽州人日益增多,成立了同乡会。清道光九年(1829),徽商选中了在淮的公有财产,位于莲花街中段的周宣灵王庙里设立会馆,成为清乾隆、嘉庆以后,第一个在淮建立的会馆。周宣灵王庙(民间传说司风雨之神),是一色青砖小瓦典型的庙宇式建筑,古色古香。有房屋30余间,房屋布局为前后三进,左右两厢之外又有两厢。庙门位于前殿中间,大门两旁有两个圆形的石鼓,进人大门迎面神台上是韦陀菩萨像,两旁是四大金刚。楼上朝北为戏台,中间一进是正殿,供的是灵王像,第三进为后楼,又称观音楼。因徽州境内有一条新安江,古时又称新安,故称“新安义所”(亦称新安会馆)。同时,他们又筹资增购田产,用田租收入作为会馆的经费,并推选人员,管理会馆事务。1929年6月6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受家乡徽商同乡会的请求,派南京晓庄师范学生、地下党员李友梅、吴辅仁、蓝九盛三名同学,在灵王庙“新安义所”内,创办起了晓庄师范试验学校---“新安学校”,1930年2月,汪达之受陶行知委派任教并接任校长。
1935年10月,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被莲花街乡亲们亲切称为“古庙活菩萨”的校长汪达之任顾问,由14名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为宣传抗日救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安小学旧址1985年5月公布为淮安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安义所”石匾收藏在勺湖碑园内。
润州会馆 位于淮安城北角楼外东侧,紧依大运河东堤旁萧湖南侧观音庵内。清嘉庆年间,润州(古称镇江)丹徒岱江旅淮从事绸布业商人,在淮经营旱烟、酱园业 ,购置带有三进院落的观音庵,改建成会馆。旱烟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烟制品,将多种晒烟切丝而成,用于卷着抽或用烟斗烟锅抽。酱园业主要制作各种酱菜、面酱、酱油、醋等。1958年“大跃进”时期至八十年代初,被原淮安县手工业经理部作为办公和物资仓库占用,直至1989年友谊路改造才被迁走。1986年3月,润州会馆被公布为淮安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原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政府拨专款进行维修,基本恢复原貌。现存大厅一座,硬山造,抬梁式,面阔3间,东西13米,南北近深12檩8米,檐高3. 8米。前有廊,卷棚顶,宽1. 5米。2003年3月被公布为淮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江西会馆 坐落在淮安城西门外运河东堤旁,由江西商人自建房产。主要经营木材、毛竹及桐(洪)油等项目。
江西赣南山区盛产木材,特别是杉木在全国著名,并同时出产毛竹,是造船业主要原材料。明清时期由于漕运的兴起,淮安造船业非常发达,淮安府设立清江督造船厂,每年需要大批量木材、毛竹从山上砍伐后,水运是唯一的运输方式,将木材、毛竹绑扎成木排、竹排,沿赣江而下至鄱阳湖入湖口吴城集中后串连起来,成为长长的排筏,押运运夫(排筏工人)吃住在排筏上,沿长江顺流而下,从瓜州进入大运河,因逆水只有赖以人力拉纤,经扬州沿运河而上至淮安。1986年3月,会馆经修缮出新。
福建会馆 坐落在河下莲花街东端以北,一个叫圣母宫的地方.清顺治年间,福建十闽堂做纸业的商人,在河下萧湖北侧建有福建庵,后称福建会馆。福建人祖祖辈辈信奉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在福建会馆闽台人聚居区内,先后修建了妈祖庙、天妃庙、天后宫,祭祀天妃。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在河下又重建圣母殿,清道光八年(1828)立碑记其重建经过,及所置公共庙产数额与地段。福建庵原是明末探花夏曰瑚的别业恢台园,园内有绕来溪亭,清初陆吉读书其中,曾作过一篇《绕来溪亭记》载园中:“具棚乱石,植多高柳,沉绿如山,面城带水”,后《河下园亭记》中也有记载。新中国建立后为新城村黄姓菜农家居住,1952年,淮安县新建淮城初级中学(吴承恩中学前身)时,会馆旧址在校园的西北隅被拆毁。惟一块尚存的清道光年间的福建会馆“天上圣母碑记”石刻碑,碑文记载清顺治十七年(1660)置的地,道光八年(1828)“十闽堂众会友”立碑。碑高138厘米、宽70厘米、厚18厘米,现收藏在勺湖碑园内。
定阳会馆 坐落在河下竹巷街内,在魁星楼小游园西北侧,紧邻竹巷街路旁。明朝末年,山西定阳马姓人来淮经商,购置一个两层木楼四合院落为会馆,开设钱庄,用于放高利贷、收印子钱和承办异地汇兑业务。后又增设餐饮、特色菜、旅店住宿等,生意十分兴隆。清末民初会馆关闭后一直成为民居,1958年“大跃进”年代,因河下竹巷街道路拓宽被拆除。现尚存的定阳会馆门头石匾,长133厘、宽51厘米,收藏在淮安博物馆内。
江宁会馆 清代,镇江句容人在淮做油行(油坊)生意,购得河下中街一处姓张宅建为江宁会馆。油行(油坊),主要是以传统方式压榨加工销售菜籽油、花生油、棉籽油等,当时已成为民用主要食用油,或进行油脂销售贸易。江宁会馆开馆后,馆内不祀关帝,而专祀祠山大帝。程钟《淮雨丛谈补编》卷上转隶《道场山人野雨》记其事。祠山大帝为苏浙皖交界一带信奉的民间神仙,名叫张渤或张勃,西汉时武陵人,也说句容人。传说他有“要风有风、要雨得雨”的本领,唐玄宗封他为“水部员外郎”,唐肃宗封他为“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帝君”,其神庙里匾额题“禹后一人”。每年二月初八为祠山大帝生日,各地祠山庙都要举办庙会,总之这都是江南商人带来的风俗。1982年,中央电视台节目摄制组在讲解《话说运河》时,著名主持人陈铎(淮安人),曾站在会馆门前,讲解淮安河下的历史,并对该会馆作过专题介绍。现存座西朝东一座主屋,硬山造,抬梁式,面阔6间18米,进深7檩7米,墙基为大条石垒砌,高0. 6米。大门上端镶嵌“江宁会馆” 汉白玉质地匾额。白矾石质地,长0. 9米,宽04米。2003年3月公布为淮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明会馆 坐落在河下湖嘴大街程氏咏歌吾庐一宅内。清代,盐商程易在寓园内有一处房产,程易因衰败,将一部分房屋变卖给了清末翰林学士王鸿翔家,后王家又衰败了,就卖给了浙江宁波商人共同合资捐建四明会馆。因宁波(古称四明)境内有座大俞山,山峰顶有“四窗岩”,日月星光可透过四个石窗照射进去,故又称“四明山”,称为四明会馆。一直经营南北山货、瓷器、丝绸布匹等。该馆主体建筑结构目前尚存,坐北朝南,现为河下市民张姓居住。
三皇会馆 位于北门莲花街西端,河下湖嘴东侧运河东堤旁,现萧湖公园“杉木防空林”(旧称“小坝”)处。清末民国年间,由镇江溧水和本地药材商人共同出资建立三皇会馆。当时淮安中药店同业、淮安中医在全国有名,经营中药店铺很多。仅民国时期淮安城内外,就有外地和本地人开的中药店铺达36家之多。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爷”生日这一天,会馆主事通知城内、河下、河北、下关等地的中药店老板、中医所,共叙乡情,交流行情,维护自身利益。主事人马唤芝、孙某某两人还在会馆内兼开中药材批发行。货源大多是从江西、云南、贵州等地采购,通过水路运至河下湖嘴码头。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2日,在三皇会馆成立“淮安县国药业同业公会”。“文革”中,原三皇会馆所在地段栽上“杉木防空林”,馆内沈姓居民搬迁时拆毁了仅存的三间大殿。
浙绍会馆 坐落在河下水桥,由浙江绍兴经营炭号阚姓商人与开钱庄的谢姓商人,合谋共建浙绍会馆。炭号主要是木炭(以树木为原料烧制而成)加工、销售,主要用于烧饭、冬季烤火取暖等。大约是开炭号的生意比较暗淡;开钱庄,用于放高利贷、收印子钱和承办异地汇兑业务,经营状况不太好。会馆不大,又不起眼。清道光初年,反清农民武装势力捻军来淮时,浙绍会馆被烧毁,现仅存有一个小石块,上面刻有“浙绍会馆”四个字。
湖北公所 坐落在河下罗家桥北都天庙旁,由湖北商人共同出资所建。据记载,上古洪水成贡,两湖淹没,大禹治水有功,人们为纪念他,特在会馆内设置神台,供奉大禹王木牌神位,并给公所起名“禹王宫”。主要经营项目 有南北杂货、土特产品、手工制品以及造船用批量大的麻绳、麻丝等。公所与会馆大不一样,研究商务,开展商务活动是公所最主要职能。这时期的公所,在管理上非常严格,各种规章制度比较完全,订有明确的“行规”。
三、淮安会馆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明朝中叶以后,会馆在淮安大量出现,起初主要是漕廷官员和一些有钱的商人共同修建的,后来逐步由各地来淮经商人购置房产、买田置宅、租借祠庙、利用民居建立起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据李元庚《梓里待徵錄》卷上《会馆》载:“会馆之设,吾淮初末之闻。乾嘉间,生意鼎盛,官与幕居淮者甚伙,无人创此事”。他们以地域关系作为基础,为赶考的同乡提供一个落脚点,为以后自己在朝中的发展培养势力打下基础。给大家提供一个感情和信息交流的平台,作为同乡之人“聚乡情、寄乡思”的活动场所。遇有节庆、闲暇时成为同乡俱乐部,通过聚会、赏戏等形式,抚慰远在他乡的游子情思。历任漕运总督部院和淮安府、山阳县许多地方官员,每逢节日都喜欢在同乡会馆大摆宴席,笼络同乡,培养各自的人脉资源、商业信息、交流促进商业发展。即使在经商中遇到各种困难,都会去同乡会馆寻求帮助,相互扶持,相互帮衬,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形成了一个地域利益集团,有时也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
由于淮安商品市场不断发展,受经济利益驱动,同时很多旅淮商人来淮安置家业,定居者日益增多。有的将亲属和自己的子女从原藉一并迁涉过来,使这些封建幕僚、富商巨贾,生活更加富足。同时当年众多旅淮商人的后代逐渐与当地人联姻,他们早已溶入淮安人当中,从而成了这些旅淮商人子孙的衣胞之地。
会馆是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会馆以其特别的存在方式,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进了淮安经济繁荣和发展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会馆的改变,还在于会馆越来越多的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做了一些公益活动,显示了自已存在的价值,他们不在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同乡观念,而更加关注社会公益事业,越来越有国家观念,这反映了会馆的一大进步。渐渐的,会馆演变为了一种社会机构,其中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新安会馆,创办了新安学校,为了宣传抗日组织的“新安旅行团”的光辉事迹,至今还激励后人。
四、淮安会馆的逐步衰退
淮安会馆始于明代,兴盛于清代中晚期,衰退于清末与民国末年。这一专供同乡人集会、寄寓的场所开始出现并渐渐发展起来的,会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初成、兴盛、衰退的过程。清代后期,朝廷设在淮安的总督漕运部院因海运的兴起,水上漕船运粮地位日益下降收缩,运转了450多年的总督漕运衙门终于关上了大门,陆路交通逐步铺筑、修复延伸,漕船制造业逐步衰退,盐业销售也逐步不景气。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民国初期,加之战乱不断,国民经济严重衰退,淮安会馆也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意经营十分困难,会馆逐渐暗淡萧条,同乡观念逐步淡化。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会馆的主人纷纷到大后方或回原藉发展去了;有的会馆出现了人少房多,甚至无人经营的状态;有的变卖会馆房屋和资产,移作它用,会馆的功能彻底丧失。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后,有的长期在淮定居或地方人,利用原来会馆直接用来经商开店,有的直接改为民居杂院用于住家了。有的租借或占用的庙庵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而倒塌,而自行消失了。而淮安会馆的功能的消失,折射了历史的沧桑变化,究其原因首先是旧时代的会馆受自身性质的制约,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再是行帮会馆逐渐被新式工商同业公会所替代,终致淮安会馆由盛而衰。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些历经风雨苍桑的会馆遗存不多,至今仍给予我们无尽的怀古幽情难以忘怀!
(根据原淮安区特邀文史委员章来福先生遗稿整理)
作者:淮安市淮安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淮安市淮安区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