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华
漕运是历代封建王朝时期,官方所征购的粮食、物资通过水上运输,才能重点保障国都大小官员、百姓、军队的粮食安全,到了宋元时期,随着漕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漕运便专指粮食运输了。淮安与漕运渊源很深,从吴王夫差修筑邗沟,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元明清时期大运河南北贯通,淮安一直处于漕粮中转的中心位置。明清时期,在淮安设立漕运总督部院,奠定了其交通枢纽地位,拉动了淮安经济的繁荣发展。
一、漕运机构设在淮安的由来
淮安与漕运的渊源由来已久,春秋时代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南从扬州邗江筑城穿沟,开挖北至楚州(淮安)末口入淮的邗沟。此后,魏文帝开挖山阳池,隋都长安虽处关中平原,但所产粮食不能满足都城需要,必须从远离关东,江淮富庶地区调运粮食物资,只有通过漕运才能解决运输。开皇四年(584)隋文帝下令开凿都城通往关东、江淮的运河,并重开已淤塞的邗沟以利于漕运,淮安从此成为运河漕运的重镇之一。
隋炀帝从大业元年(605)至大业六年(610)三月,炀帝令能臣名将在历代修筑各段古运河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加以疏浚、改建和扩展,“又发淮南民10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江口”,使之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我国南北,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顺流而下,由扬子入江、江南河组成的运河水系,使我国运河工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把水道漕运推向鼎盛时期。同时,对邗沟故道进行全面疏浚整理、拓宽加深,全长约300余里,水面宽40步,邗沟成为沟通江淮南北水道漕运的枢纽,由此富庶江淮及长江下游金三角的粮食、物资,将通过水上漕运,源源不断运往京都。
唐初,漕运管理由都水使者、都水台或都水监掌管治河与漕运两职。开元以后,为加强漕运管理,创设漕粮传输的转运史,当时漕粮来源于黄河中下游的两河和江淮地区,是全国经济中心。“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带来的战争,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从此,“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淮安成为唐王朝物资转运的重镇。进入宋代,漕运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宋太宗“开河自楚州(淮安)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又在淮安设江淮转运使,把粮食、物资集中储存、中转于楚州(淮安),从此,淮安扼守江淮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明清两代,贯串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而淮安因地处大运河中部的黄河、淮河、大运河交汇口,成为天下交通的枢纽,淮安地位的提升以及社会经济走向繁荣, 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重镇。明初,太祖朱元璋定部南京,曾设漕运司,命武职大臣为漕运史,督理海运漕政不久即废。明永乐元年(1403),成祖帝朱棣始派亲信重臣平江伯陈瑄任督运总兵,驻节淮安,专门治理漕务。永乐十三年(1415)首任漕运总督陈瑄,着力治理运河与淮河交汇口,从淮安城西管家湖至淮河鸭陈口,开河引湖水入淮通漕,并修建了4座闸。永乐十五年(1417年)又移至东南建板闸,从此漕船至淮安免除了过坝渡河之苦。洪熙元年(1425),朝廷命漕运总兵开府淮安,并加“镇守淮安”的职衔,又称镇守淮安总兵。景泰二年(1451),因漕运不济,朝廷在淮安专门设立了管理漕运的行政机构漕运总督部院,并任命“素有才望”,以都察院副佥都御史王竑,为首任漕运总督之职驻于淮安,统领漕政。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对漕运的管理,掌管着长达1700余公里水路的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豫鲁七省归其节制,运河沿线1.2万只漕船、12万漕军听其调遣。一方面也提高了淮安府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淮安因漕运汇集了大量的商贾,云集了一批居淮的文人墨客。
二、漕运总督部院的地位与作用
因淮安地处南北水运枢纽,东西交通要津,独特地理位置使得淮安不仅有幸成为中央负责漕运的派出机构“漕运总督部院”所在地,而且名副其实地成为漕运主角。据《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 ……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续纂山阳县志》又载,当年“漕都居城,仓司屯卫,星罗棋布,俨然省会”,“夏秋之交,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漕业之盛可窥一斑。到了清代,朝廷一年财政收入约数千万两白银,其中通过漕运征收就达70%左右。古老的大运河已成为支撑封建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动脉,而淮安则成为维系漕运伟业的心脏。漕运给淮安经济和文化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河、漕、盐、榷、驿”成为淮安城市发展的五大柱石,漕船制造、关税征收、淮盐集散、物质交易等方面对淮安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可以说,明清时期的淮安已成为中央政府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国税征收中心和淮北盐集散中心。
明万历七年(1579) ,漕运总督加兼管理河道。从山阳(淮安)县城至清江浦三十余里,除总督漕运部院、淮安府署、山阳县衙外,先后设有:漕运镇守勋爵总兵衙门、漕运镇守参将衙门、漕储道参政衙门、淮海道衙门、漕运刑部主事(员外郎)衙门、两淮盐运司批检所、淮北盐运分司署、淮安钞关衙门以及淮安府清军贴堂同知衙门、山清河务同知衙门、淮安府海防同知衙门、淮安府东河船政同知衙门、淮安府通判衙门等。上述衙门竟达20个之多,为全国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所在地所罕见。清王朝建立以后,除继续在淮安设漕运总督署外,康熙十六年(1677),又把河道总督府从山东济宁移置到淮安府清河县。
漕运总督署是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机构设在山阳(淮安府治所),漕运总督署的最高长官为总督,官秩从一品,总督署的机构庞大,文官武校及下辖官兵有两万余人。河道总督署负责督办全国黄河、运河堤防、疏浚工程等,最高长官是河道总督,官秩从一品或正二品。当时,全国行政区域划分有九个总督府,而淮安一地就有两个总督府,故时有“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称。这还没包括明嘉靖中业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设立的,曾驻河下(府城西北关厢)的盐运分司等机构。因而,大批的理漕官吏、卫漕士兵、从漕杂役,甚至装卸搬运漕粮的工人等都依此为生。围绕着漕运形成了一支巨大的“文武兵吏”队伍。这支队伍过于庞大,以致抱怨丛生。 明朝灭亡后,漕军继续在清代漕运中发挥作用,每一省级卫所之下分成若干帮,每一帮有漕船约五六十艘。至清代后期,全国共有漕船118帮、6283艘,每艘船有10人驾驭之水手。
从总督部院及其周边建筑能看出其中的等级关系。淮安城的官署几乎都集中在旧城(老城),而且大都盘踞在高大、空间开阔地段。漕运总督署是府城中品秩最高的机构,坐落在旧城正中,面朝南城门楼(镇淮楼),处于丁字交叉的大街口。屋宇高大雄伟,且是城内地势最高的地方。尽管府城周围几百年来因黄河夺淮水患连连,地势年年增高,部院旧址仍然高出其宅地方很多。在总督部院的周围,北有府衙,西南是县衙,东南有府学,西邻县学,各衙门环拱前后,作众星捧月的态势。这些建筑都处于地势较高的地段,凸显出官僚队伍在淮安的地位。历代封建王朝对漕运总督遴选都很慎重,其人选多为勋臣世爵。明清两代,就任淮安漕运总督计262任,其中,明代为122任。清代140任,其中不乏名流俊杰,他们为漕运事业和民族振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也以独特风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有治漕成绩卓著受到世人赞誉的,如有为官清廉得到世人拥戴的,三督漕运的“青菜陶”陶琰; “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也有坚持操守为明王朝举家捐躯的朱大典以及壮烈殉国的史可法。这些名垂史册的漕运总督,在漕运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任岁月如何变迁也不能使其褪色。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爱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舍生取义等优秀品质,是留给淮安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当然,也有一些漕运总督在历史上产生负面影响和作用的,如毁誉参半、“性不能持廉”的李三才,其家产多达470万两白银,相当于明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官至大学士、封疆大臣的琦善,擅自割让香港,成为“媚敌卖国第一人”;军机大臣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阻挠禁烟运动,诬陷林则徐,与英美等侵略者签订不平等条约,……他们身上的种种劣行,已成为我们今天“以史为鉴”的警示和生动的反面教材。
三、漕军运粮回空揽载加快商品流通
《明史·河渠志》载:“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一仰漕于东南”,明代运粮数额巨大,需粮要求急迫,朝廷一方面想方设法开通运河各段,另一方面则急于寻求一支易于集中、坚强有力的运输队伍,抽调军队运粮成了唯一可行的出路。至永乐十二年(1414),因京城建造故宫大规模展开,明成祖朱棣调集50余万马步旗军准备二次北征,临时调军运粮已不能适应新的更大要求,漕军由此应运而生。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庚子,朱棣命北京、山东、山西、河南、中都、直隶所属卫所,不分屯守,各选军士,以指挥、千百户率领,都指挥总管,入漕运粮,并“始以运命军”。据推算,当时有漕船运军十万名,遮洋船运军三千名左右,共计约十三万运军。
明清时期,漕运经济主要由土特产品、回空揽载与私盐贩运组成,在淮安便形成了南北杂货,增加了商品的进一步流通。自明代开始,漕军借助漕运之便,很早便在沿途偷偷地进行商品运输与买卖,参与到商业活动之中,明代朝廷顺应时势,准许漕运人员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并免抽税,以补助漕军途中生计与运粮脚价的不足。 明初,朝廷允许漕运军队附带土特产品的数量较少,成化十年规定,漕军每船附带土特产品十石,并只允许“易换柴盐”,但漕军追求利润的欲望已无可抑制,随船携带的私货远远超过了官方的规定。到嘉靖、隆庆两朝之前,一般每年有400余万石漕船过淮安北上,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三百石”计算,每年经过淮安的漕军,大约携带了十万石货物。这些货物有相当一部分在淮安倾销,从而刺激了淮安商品市场的繁荣。
每年漕船从北方回空,途中也不断揽载货物,几乎同漕船一起的商船,同样也促进了南北货物的流通。为了能够装载更多的货物,原本每艘漕船仅能载米三百五十石、加上损耗不过四百余石, 但在明代后期被漕军不断的突破。 每年漕船经过淮安之时,往往出现“每丁兑粮完后,即满载私货而行,船重如山”的局面,而回空粮船也往往在卸粮之后揽载货物,以致船只大大超过核定的载重量,行船途中迟缓不稳行走不便。由于土特产品免税,不少商人随即搭载漕船运输自已的商品,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像辽东的人参、貂皮,北直隶的梨枣等货物,由于数量不多,往往由这些漕船来夹带南下,运销至淮安、扬州等诸多地方。
南方漕军所携带的土特产品,不仅有直接种植的如生姜、花椒等,还有很多经过加工的产品,如皮蛋、藕粉、油类等,大量农副产品,如药材、茶叶等;以及类型诸多、运量也很大的手工业产品,如铁器、瓷器,纸张以及生活用品等。这些土特产品主要倾销于京城一带,但是也有不少在沿途销售,如清乾隆初年,淮关监督唐英奏称:“重运粮艘过淮,自江西、湖广附带竹木板片、钉铁、油麻、糖、藤绳、瓷器等货,沿途下卸,客商贩买”。 清嘉庆年间,漕船跨带竹木的数量逐年增加,较从前多至五六倍,三省粮船跨竹木,不下六七十万根之多,总计达到百万根以上。 这些竹木,有很大一部分倾销到淮扬等地,供应淮安府清江督造船厂修造漕船,以及淮安的城市房屋、桥梁建设等。
四、漕船集中过淮促进经济文化繁荣
南来土特产与北来回空揽载,对于繁荣运河沿岸经济贡献甚大。在正常的漕粮河运的年份,淮安的运河沿岸呈现出“春夏之交,粮艘牵挽,回空载重,百货山列”的局面。乾隆年间,每年农历二月至五月之间,前后共有三次南方漕船集中过淮,由于黄河、淮河与运河交汇的闸门难以通过,每天过淮的漕船不过二三十艘。每年农历正月到五六月间漕船过闸,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几千艘漕船停泊在淮安沿线港口,“两岸漕船八十里,樯灯累累一时起。”在等待过坝以及漕运总督盘验的过程中,水手、旗军往往登岸,与商人、淮民开展贸易,销售船上货物。农历九月至十一月间,漕船又会分批来到淮安,在港口停泊数日。此时每船均已揽载了重达三五百石的货物,在等待过闸的同时,漕军上岸兜售梨、枣、棉、烟、饼等北货,还有长芦等北方盐场的私盐;同时漕船还搭载了淮安商人的货物,这可以免交一定程度的税额,因此降低了商品的运输成本。贸易所得的收入,商人与漕户分成,可谓一举两得。因此,商人往往与漕运旗军互相勾结,提前在港口囤积货物,以便与运军交易。这些原本被官方所禁止的贸易活动,却因漕船打着“天庾正供”的旗号,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运河沿岸的港口,借助过境漕船所携私货的倾销,从而促使淮安的城市经济日益发展,集市贸易日渐兴旺,商品种类琳琅满目。
漕船私盐贩运虽然不是明清时期的主要方式,却往往是贩运数量最多的,在明代就已经泛滥成,明末这一现象更加突出。 到了清代,漕船贩运私盐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根据道光时期两江总督陶澍的奏折,每艘漕船携带私盐“约计千余石”,按运河上4000艘漕船计算,私盐总数高达四百万石以上。
明清时期的“漕运经济”,给淮安带来了数量巨大的南北货物,而本地的货物,也有不少是依赖漕船而行销各地。这些经济利益的获得,是依靠淮安所占据的运河、黄河、淮河三河汇聚的地理优势。同样,漕运经济日趋繁荣后,淮安成为南北财货的汇聚地,各地商人纷至沓来,逐步形成了繁盛的商业氛围。漕运、盐运、造船和漕仓,使淮安工商业、手工业、饮食业繁荣发达。京城巡抚大臣来淮督办漕运、盐运事务,一大批理漕官吏,卫漕士兵等数万人,都居住在淮安城内,更加上淮安是四大名仓储之一,淮安榷关、漕船制造厂所在,各地南来北往的漕船都要经过淮安停靠等侯盘查,许多随船货物在此上下装卸,既促进了淮安与各地物资贸易,又推动了淮安工商业的繁荣,“牵挽往来,百货山列”、“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天下盐利淮为大”、“关税仓诸”、“居天下强半”等等,淮安城当时是达官纷至,墨客群聚、商贾云集,和杭州、苏州、扬州并称为运河沿线“四大都市”。 更孕育了大批淮安最早的产业工人,使淮安成为南北交通的“七省咽喉”、漕(盐)运重镇、集散中心,因而淮安酿酒、制鼓、编织绝技盖世,全国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莱更闻名天下,出类拨萃的淮医在全国独树一帜。更有江淮流域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址-青莲岗文化;城内唐文通塔、宋镇淮楼及古汉墓群等古迹。经济的繁荣催生出文化的神奇,这块浸润着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土地,曾孕育出众多文豪武杰:著名军事家韩信、汉赋大家枚乘、巾帼英雄梁红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等一大批文人墨客,仅河下古镇这弹丸之地明清两朝就出过67名进士、160多名举人和贡生,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同时,也促进了名闻华夏的淮扬菜系、山阳医学、山阳琴派的发展。明代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姚广孝称誉淮安“襟吴带是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
从明景泰二年(1451)起,朝廷在淮安设立总督漕运部院负责天下漕运事务。后因海运的兴起,漕运的地位日渐下降,从而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运转了450多年的漕运总督衙门终于关闭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