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忠

“运河三千里，‘醉’（最）美是淮安！”，这句广告宣传语很精湛，好懂好记，是淮安对宣传运河与家乡美的广泛用语！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沟通北京与杭州的这条京杭大运河的走向是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开凿的？堪称“甚大城市”淮安州的繁荣盛况又如何？要说明这些历史的由来，就要在吴王为了进军中原而开凿邗沟已经广为人知的基础上，着重说明元代改变唐宋以来大运河的走向、科学开凿淤塞河道、补开新河、正式开通京抗大运河的历史细节，就教学者、以飨读者。

隋唐宋代运河在淮安境内是由东南向西北

我们淮安的许多人只知道在淮安境内的大运河是由东南向西北的走向，却不知道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不同的。据《京杭运河志（苏北段）》记载：隋代运河是隋炀帝统一中国后，“为了适应巩固政权的需要，利用前代已有的运河故道及一些天然河流加以拓宽、竣深，裁弯取直，并把各段连接起来，最后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北凿永济渠达涿郡（今北京西南），南开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迄余杭，长达2700余公里的南北大运河。”[1]实际走向由淮安拐向西北，盱眙成了重镇。隋炀帝曾在盱眙设有行宫。

由于隋代运河已形成沟通南北的完整的运河体系，故唐、宋时期，基本上仍然继续延用。但因水运的需要，在淮安境内“宋代有沙河、洪泽河、龟山运河。”[1]其中的洪泽河、龟山运河都是淮安境内由东南转向西北的走向。

元世祖开凿京杭运河与淮安州地位的提升

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庙号），原名孛儿只斤·忽必烈。谥号为圣德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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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杭运河志（苏北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5页。

文武皇帝。别称薛禅汗。蒙古族人，公元1215年9月23日出生地为漠北草原，死于1294年2月18日。他于公元1260年登基（在位35年）。年号为中统、至元。他的主要成就：建立元朝，消灭南宋大理，统一全国，首创行省制度，开凿现在走向的北京至杭州的大运河，使当时的楚州地位得以很大的提升。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病逝后，庙号世祖。他是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大蒙古国第五任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蒙古尊号“薛禅汗”。1251年，蒙哥任忽必烈为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他先后任汉族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今洛阳）军政，并屯田唐、邓，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同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1259年9月，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1260年3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忽必烈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为依托，出兵击败阿里不哥。公元1271年（至元八年），建国号为大元，确定以大都为首都。1274年（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1279年（至元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统一全国后，忽必烈重用回回人阿合马，后阿合马独擅朝政。1282年（至元十九年），大都发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杀阿合马事件。此后，忽必烈又先后任卢世荣、桑哥专理财政，都以失败告终。同期，忽必烈接连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都遭到失败。但抗击海都、笃哇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诸王乃颜叛乱，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元世祖重用治水功臣郭守敬开凿京抗大运河

郭守敬于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生于邢州的邢台县（今邢台市信都区）。郭守敬父亲的情况史传未载，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 

郭荣是金、元之际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精通五经，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 。在郭荣的教养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很强的动手能力。郭守敬十五六岁时，曾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出一架测天用的浑仪，而且还堆土做了一个土台阶，把竹制浑仪放在上面，进行天文观测。他还曾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弄清了这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的、在当时颇为先进的计时仪器的工作原理。 

当时，忽必烈（即后来的元世祖）的重要谋士、著名学者刘秉忠因父丧居家，正在邢台西南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的人有著名学者张文谦、张易、王恂等人。郭荣与刘秉忠交好，便将少年郭守敬送到刘秉忠门下深造。刘秉忠精通经学和天文学，郭守敬在他那儿获得了颇多的教益。 

蒙哥汗八年（1251年），刘秉忠被当时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召入幕下。刘秉忠离开邢台后，把郭守敬介绍给了张文谦。

安抚邢台一带地方的脱兀脱和刘肃等，发起了整治开挖河道的治水工程，专门聘请郭守敬承担工程的规划设计。郭守敬根据家传学问，再加上认真的调查勘测，很快就弄清了因战乱而破坏了的河道系统。随后的疏浚整治工程，在郭守敬的指点之下，使蔓延的水泽各归故道，并且一举挖出已被埋没了近三十年的石桥遗物。这项工程受到了时人的传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邢州新石桥记》，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轻的郭守敬。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后称上都）即位，命张文谦到大名路（今河北大名一带）等地担任宣抚司的长官，郭守敬也跟随张文谦一同前往学习。 郭守敬所到之处，做了许多河道水利的调查勘测工作。他还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铸了一套他少年时所探究的莲花漏，把作为装饰性的莲花作了改动，因此改称为宝山漏。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因时任左丞的张文谦的推荐，郭守敬在开平府受到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他面陈关于水利的建议六条，每奏一事，忽必烈都点头称是，对他颇为赞赏。随即被忽必烈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郭守敬与唆脱颜前往西夏（今甘肃东部、宁夏、内蒙西部一带）地区视察河渠水道。数月后，张文谦又作为朝廷的代表治理西夏。郭守敬在张文谦的领导和支持下，奉命修浚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等古渠，更立闸堰，使当地的农田得到灌溉，受到西夏百姓的爱戴。当地百姓曾在渠头上为他建立生祠。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升任都水少监。 

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丞相伯颜南征，打算建立水运站，命郭守敬视察河北、山东一带可通舟行船的地方，并绘图奏报。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都水监并入工部，郭守敬任工部郎中。  同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生前建议，命张文谦等主持修订新历，郭守敬与王恂受命率南北日官进行实测，提出了“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太史局扩建为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事。等到进呈所制仪表时，对忽必烈详加解说，直到日暮，忽必烈仍未疲倦。同年，在郭守敬的领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后世称之为“四海测验”。 

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有人建议利用滦河和浑河溯流而上，作为向上都运粮的渠道。忽必烈不能决断，派郭守敬去实地勘查。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已发现这个建议不切实际。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其中包括大都运河新方案。忽必烈阅览奏折后，非常高兴，特别重置都水监，由郭守敬任领都水监事一职。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春，运河工程动工，开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员一律到工地劳动，听郭守敬指挥  。此举虽然只是个象征，但却反映了忽必烈对这条运河的重视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权威。   郭守敬领导并开辟了大都（今北京市区）的白浮堰，开凿了由通州到大都积水潭（今北京什刹海）、大运河最北的一段——通惠河的修建工程。他不仅根据大都的地形地貌解决了通惠河的水源问题，而且按地形地貌变化及水位落差，在运河中设闸坝、斗门，解决了河水的水量和水位。

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见其上“舳舻敝 （蔽）水”，大悦，亲赐名为通惠河，并赐郭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命他仍以太史令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 

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郭守敬任昭文馆大学士，兼知太史院事。

大德二年（1298年），有人提议在上都西北的铁幡竿岭下，开出一条宣泄山洪的渠道，向南通往滦河。元成宗铁穆耳把郭守敬召到上都商议。郭守敬根据地势和历年山洪资料，指出这条宣泄山洪的渠道要宽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约80~115米）。但经办此事的人认为郭守敬太夸大事实了，就把他定的宽度缩减了三分之一。谁知次年山洪暴发时，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滥成灾，还险些冲及成宗的行帐。成宗在避水时叹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没有听他的话！”

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成宗下诏，凡年满七十岁的官员皆可退休，唯独郭守敬，因为朝廷还有工作依靠他，不准退休。由此形成了一个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

元成宗之后，元朝政权腐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剧烈，生活穷奢极欲，在这种背景下，郭守敬的创造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与同他当时不断提高的名望相对照，他晚年的创造活动十分沉寂。

元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郭守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元代京杭运河通航淮州首次成为漕运管理中心

元统一全国后，建都于大都（即现代的北京），为取得南方的财富，对对漕运的水运命脉的运河进行了逢弯取直的改造，攻克“南船北马”的河道埂堵难题，疏凿由北京向南的通惠河（北京到通州）、通州运粮河（由通州达御河）、御河（即卫河）南接会通河，再南接济州河通达泗水，入黄河，再经境内的中运河（杨庄以北）、里运河（杨庄以南）、江南运河，最后开通惠河，通达京城积水潭，至此，“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京杭运河不再绕到中原，由‘弧’形变成‘弦’形，形成纵贯东部南北的一条沟通长江、淮河、黄河的水运大通道，线路由原来的2700多公里缩减至1700多公里。”[1]现在说的运河3000里，准确的说是3000华里。在这条北京与杭州通航的京杭大运河线上，当年的淮安州（南宋端平元年改为改淮安军为淮安洲。元代初年仍为淮安洲，至元二十二年升为淮安路，现在的淮安区）处于大运河的中心，随之成为“南北襟喉，江淮要冲”的大运河官署要地、区域管理中心、漕运管理中心、河运海运转换中心、盐业生产销售中心、商业贸易中心等

当年的淮安州成为著名都市、东南重镇。元代初年，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旅行到淮安州，他在游记中说：“淮安州是一甚大城市”，“其城有船舶甚众，并在黄色大河之上”，“此城为府治所在，故有货物甚众，辐辏于此。”元代天历二年（公元1329）楚州境内29家盐场，额办正余盐九十五万零七十五引，约合317万担。当年的商业，由于水路四通八达，商人到楚州运盐，顺带很多商品，促成了市场的繁荣。当时“所运江南米陆负至楚州，易闸者七，然后入海。”就是陆路把米运至楚州港出海，由海运至京津。由于多种有利因素，楚州人丁兴旺。据《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楚州有9122户，547377人。

元代新走向的京抗运河开通后，新的水运海运给淮安州带来了很大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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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抗运河志（苏北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对于今天市委确定的“聚焦打造‘绿色高地、枢纽新城’，全面建设长三角北部现代中心城市”的新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必须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三好批示精神，有选择地运用的三好重要指示精神和“古为今用”的原则，运用京杭运河开通、楚州乘势繁荣的历史经验，早日把今日淮安早日建成“长三角北部现代中心城市”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