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淮安区老科协 王忠珍
（一）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年，我从淮安县施河公社岔南村的《庄河小学》高小毕业后，因我家所在的泾口公社无中学。“庄小”按家庭住址地理方位把我一人安排到就近的淮安县流均初级中学“小升初”入学考试。
当年“小升初”考试，尽管我家离流均初中十四、五里之远，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没有家长和老师的陪伴，只身以问路方式于1959年7月19日到“流中”考试。
由于流均初中，于1958“大跃进”年代初创，没有空余教室让我们新生考试。于是把59年新生入学考试地点安排到宽大、敞亮的流均粮库。可惜下午语文考试时，作文题写在一块小黑板上，用椅子搁在考场前面。我坐在最后面，有一尊大水泥柱挡住我的视线，加之我个头矮小，从小近视，看不清小黑板上作文题，监考老师不说作文题，我又不敢提问，只好偷偷地离开座位向前看一下，依稀见到作文题好像叫《记一个好社员》，我就稀里糊涂地按这个题目写了一篇记叙文。当晚，在回家的路上问同路考生，证实确是这个题目，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不久，我收到了入学通知书，于当年9月3日去流均初中报到。
流均初中座落在流均公社与泾口公社毗邻的西大荒，杂草丛生，坟茔遍布。建房时就是平坟建筑，我们的教室和后来的宿舍 地下有很多死人棺材。
开学后一礼拜，我才知道路远的同学可以住校食宿。我们班有一半同学成为住宿生。初一时，我们的教室有三大功能：一是课堂，二是餐厅，三是宿舍。整个初中三年，教室也是我们的餐厅，一日三餐全在教室吃，各人的学桌就是饭桌。第一学期有几个月晚上睡觉就把身边的课桌合并一起成为铺。同学们的被褥、行李白天就放在教室后面。到有了宿舍时，甲乙两班几十个住宿生合宿在一个大房间里，学校有铺板，板凳让我们搁床。大家在一个大房间里睡觉，尽管人多，也很高兴，毕竟有了栖身的场所，再也不用早晚搬弄学桌睡觉了。有一次二乙班一个邱姓同学睡觉，床突然塌到棺材塘里了，引起大家轰堂大笑。原来他的搁床板凳腿压塌了一具棺材盖。因为宿舍几十人合住 ，没有人夜里怕“鬼”的，只是发笑，谁也不知哪天自己的床也可能塌到棺材塘里呢。
（二）
从1959年到1962年 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经历着大饥荒。但我在流均初中三年顺风顺水，幸福地生活学习了三年。因为我们住校生，享受国家供应商品粮（1962年停止）。可以一日三餐吃饱饭，和家里农民比，我们是在天堂，家里困苦，学校有暖色。由于总务主任施辑和的特别关注，我享受了特困生每月6元的助学金。整个初中三年我没有缴过一分伙食费、学杂费。至今我都不明白个中原因，也许我家特困，个人品学兼优，得到特别照顾。但施辑和主任做了好事从不对别人说。
我们住宿生每月发28斤餐券。我每周六都回家，周一赶到学校上课，宁愿在家呑糠咽莱，把省下来的饭票和走读生在学校中餐带的米兑换下来，一两个星期可以换到近二斤米带回家把饥饿中的父母亲食用。当年粮食真是列宁说的那样，为“宝中之宝”。有时候兑换的米到在流均饭店找当主厨的表哥张家宝换面条带回家给得了浮肿病的父亲吃。我们住校生每周可以吃到一次红烧肉，分到每人的大约有四五片。在父亲得浮肿病的那半年内，每次分得的四五块肉，我舍不得吃，用饭钵子连同干饭装起来放到课桌抽屉中，晩饭后偷偷的跑回家给父亲打打牙祭。当年的几片肉和面条是今日的天山虫草、悬崖燕窝、北美鲍鱼。
在农村最艰难时光，节假日我回家时，目睹骨瘦如柴、风吹欲倒宝应县逃荒的饥民；面对因蛋白质缺乏得“浮肿病”的父亲和少数村民；看到因饥饿面黄肌瘦软瘫在地上幼小的侄儿、侄女，我竟然毫无恻隐之心、悲悯之情。因我在校天天吃饱饭，没有“饥饿难忍”的感知。缺乏家国情怀，对政府暂时困难无痛痒感。遥思当年，我为什么“麻木不仁”，其实不是我有意把社会暂时苦难道德化，把短期悲惨世相诗意化，而是“童真”的固有本性统治灵魂，天真烂漫，不谙时势，情感单纯，虽然十几岁了，还像小孩一样，只知顽乐。在学校自己破衣烂衫，草鞋着脚，在老师、同学面前不害羞。在校在家都放松身心，快乐活泼的玩耍。家中父母兄嫂艰难困苦，我无动于衷，只关心自己学习成绩，只要哪门功课考分低于前三名了，我会几天难以释怀。
那时侯，我们从无课外作业。星期天，寒暑假。像沒笼头的马。在湖荡里取鱼摸虾，沒有任何“焦虑”情绪，开心的玩乐。把书本抛到九霄云外。在校读书，全神贯注地紧紧抓住45分钟的老师讲课。曾经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孙殿镠夸我“绝顶聪明”；政治老师施辑和上政治课在公布期中期末考分有时说：“我要给王忠珍打102分”（当年所有学科满分100分，其实政治主要靠背书，我从儿时开始就有超常的记忆力）；体育老师刘道轩上体育课时指着我鼻子说：“你是甲班最最‘闷声皮’的学生”（哈哈笑人）。
（三）
流均初级中学在艰苦年代创办后，对学生十分重视 德才双馨。除了校长刘天培是老干部外，教导主任郭焕章，总务主任施辑和，包括后来的老教师张延生等人做过塾师，对教学有严格要求，有成熟经验。他们皆是我崇敬的良师。
流均初中，教书育人，继承发扬我党的“抗大”教育精神。紧紧抓住“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各班级正面墙上，都有黑体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教室两旁有毛笔字手写的“马、恩、列、斯、毛”等伟人读书励志语录。我们天天看到，时时看到。例如马克思的“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段话至今 我都能一字不漏的背得出。
政治课，每周两节，雷打不动。由施辑和主任教 。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以及马、恩、列、斯、毛等伟人生平故事。学生的道德品质修养课也在其中。施辑和老师讲政治生动活泼，声震屋宇，引经据典，引人入胜。
除了政治理论课外，平时定期还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进行时势政治教育。由刘天培、郭焕章、施辑和三人轮流主讲。还有紧跟时代形势的实践活动，如当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除“四害”，把麻雀列为一害，我们停课一周参与淮安县全民统一行动一一打麻雀。后来成为政治笑话。
在农村“四夏”和“双秋”大忙季节，有时放“忙假”半月，让我们回家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回校时要带来参加劳动的证明信。有的年份不放“忙假”，把我们集中到流均公社有关大队参加农民的收、种劳动。有一次我们到黄荡大队秋种“破垡”一星期，累得大家精疲力尽，个个手心有血泡。各班班主任带队带头参加劳动，特别是马福良老师最肯吃苦，为学生做表率。
除此，校内生产劳动常年不适时机的开展。一是各班级分地块包干种菜、种麦子、栽瓜、浇水、施肥，全是我们自己干，班主任督查。突击栽菜、栽瓜、种麦、收麦、收菜籽时就停课一两天。
二是抬土扛（读gang）地，这是最重的劳活。学校是“大跃进”时代建立的，1958年时只有两间教室，连同以后所有房屋都是遵从“多快好省”四个字建筑的。斗砖墙，屋面就简单的在芦柴箔子上抹上石灰膏和烂泥盖以瓦块，这种房屋冬冷夏热，还有土坯房。没有电灯，教室晚自习全是“汽油灯”，各宿舍有一盏煤油罩子灯。
房屋急匆匆盖好后，屋基四周，要抬土填实、整平。由于学校建在荒地上，所有道路、学校操场、到处坑坑洼洼。操场一下雨一片汪洋。所有屋基、小路、操场都 要抬土垫高、整平。在“勤工俭学”指导思想主导下，所有劳活全是我们学生自己干。特别是挖土填地，用柳条大筐抬泥，同学们一般是按个头高矮自由配对抬土。这种抬土扛地的劳动，干了两个学期（不是停课干）。
学校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劳动锻炼等活动无形中对我们“健康”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道德塑修的深重影响。流均初中重视政治思想、道德情操教育，实际上也是承继中国人文育才传统。就是古代教育家（如孔子），没有一人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脱离道德而单纯讲授知识的。叶圣陶说：“教育並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真正的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让孩子看清脚下的路，有抵达远方的能力。
师生不怕苦是流均初中最大特色。我们学生，中餐每人定量一瓦罐蒸饭。约三四两粮食，多数搭配大麦采子，粗玉米粒。早晚粥很稀，有时夹以萝卜缨子、青菜一起熬。没有任何辅助的干食品。所以同学们食量都大，一般要吃四五碗。中餐每天小菜子独一样，以白菜汤为主，夏天也有萝卜汤。最大的优待，每周吃到一次四五片红烧肉。
老师们粮食也不够吃，冬天晚上办公在煤油罩子灯上架上一个自制的铁架子煮茨菇当夜宵。这么多生产劳动，没有任何同学叫苦喊累嫌脏，女同学和我们男同学一样干，无人偷懒。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十几岁了，干这些活无所谓。同学们所关心在意的是每学期的《学生成绩报告单》中各门功课考分和班主任评语，评语中都希望有“劳动积极”四个字。
我担任本班学习班委和学生会宣传部长，特别要积极带头参加劳动。
在我们甲班几十个同学中，相对讲除了王炳同学最困难外，我是“特困生”之一，家中一贫如洗。家父于1960年贫病交加中去世。我在校读书，衣衫褴褛。冬天衣薄单寒，坐在教室上课，如同坐在冰窖中。脚上穿的蒲草或芦花编织的“蒲鞋”、“毛窝子”。我母亲每年在春节时为我做一双布鞋，往返于学校、家中，虽然十几里路程，除了冰天雪地，我都是赤脚走路，舍不得穿这双布鞋。赤脚来回，怕同学笑话，从学校回家时，走到同学们看不见我身影后脱下鞋；从家到学校时，直至校南边涧河边流均粮库水泥码头上洗洗脚再穿上布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冬天特别严寒，常常下雪达几尺厚。每年冬天，我的脚面，脚踝冻疮害到肌肉深处，露出肌筋。六十多年后的今日，双脚面和足踝部仍留着当年的冻疮疤痕，已成为我身体上永远的烙印。
特别不能忘怀的是我三年初中，以及读高中，高中被迫辍学后又去读一切免费的淮阴农校，从没有带过被子（家中无被可带）。都是厚着脸皮和同宿舍学友通腿而眠。在流均初中三年，让我和其通腿睡一个被筒的是沿荡大队刁仁干同学，我终身忘不了他。
流均初中，学生参加各种劳动，表面看，似乎是“农业中学”了。非也，其实学校同时狠抓教学质量。师资力量雄厚，先是淮师毕业生（如孙殿镠、马福良等）任教，紧接着苏南及本地师范院校毕业生陆续调入（如朱松华、王志高、陈子连、邱玉相等），在郭焕章主任主导下，各班班主任抓学生成绩毫不懈怠。各科课程经常性小考，中考，期末大考，每班每次每个学生考试成绩都张榜公布到教室后面板报栏中。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前三名者全校大会上公开公布表扬，还有一项特殊活动：就是定期举行作文竞赛，数学速答竞赛，（速答题定100题）。出题后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案，按交卷时间顺序排列，由主考老师统一交到教务处，并把学生姓名折叠后用订书机装订起来，防止改卷老师凭印象打分。作文批阅打分，班级任课老师互换，即甲班老师只能批阅乙班学生作文，以防有意为学生加分，最后拆封得出成绩，全校排出名次公布上墙，前三名者还发奖状、奖品。我是次次获奖，尤其作文都是一等奖。这些活动都旨在让学生认真读书，使全校形成浓厚的比学赶帮超的读书风气。对有关课目考试不及格者，必须补考，星期天不放或寒暑假迟回家，直到有关课目补考及格为止。
任课老师还有“开小灶”习惯，把考试做错题，或答不上题的的同学叫到办公室，当面为之讲解辅导。语文老师孙殿镠、张延生教学呕心沥血。他们讲课声情并茂，对古诗词、古汉语逐段逐句逐字讲解。他们当年教授的唐宋诗词、古汉语，许多课文，我现在都能背得出。如李、杜唐诗，李清照宋词；古文《邹忌讽齐王纳谏》、《曹刿论战》、《捕蛇者说》、《病梅馆记》等，篇篇课文，他们像过去的塾师那样耐心解读，即便你是“蠢驴”也能听懂。别看普普通通初中古诗词、古汉语解读，为我们后来阅读国学书籍奠定了相当有益的基础。在作文辅导上张延生老师最是“精耕细作”者。他批改我们的作文，都是句句斟酌，字字不放，还要求纠正错别字。加眉批、写评语，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我的作文经他批改后，常被他在全班评优朗读。搞得我十分害羞。有的作文，被他评审抜高到令我无比汗颜。他对我的作文评语，有的写到五、六百个字。像文学评论家点评文学作品那样使我瞠目结舌（高中时，我的作文也被老师油印后贴到学校《好花共赏》墙报栏）。这些老师是名符其实的学生灵魂工程师。他们对我们学生特别是优等生的“哺雏”之心，让我终身难忘。
流均初中1962年中考时，甲乙两班100多人，考入高中的有10人，达到全县各初中的中上游。当年录取分数线特高，因全县仅有三所高中（顺插两句：62年中考渠南学生集中于车桥初中，作文题为《听了蒋匪帮妄图串犯大陆的消息以后》）。
笔者不得不记的是施辑和老师爱护学生的动人故事：当他得知我高一要辍学消息时，特地写一封劝学信。原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可以承担你三年学习费用，至于粮食问题，我也爱莫能助。.....你和王秀英是我最得意学生，你要退学十分可惜，千万不可。.....”遗憾的是我家庭特困，终究退学了.....王秀英是流均公社北河大队人，到高中仍和我同班，当年她父亲是大队会计，有条件高中读下去。
贫困让我没有进入大学殿堂，成为我终身憾事。到了邓小平给知识分子带来春天后，经过自学考试，我终于考取了大学，成为享受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国家干部。一位经济学家说：“贫穷其实是两个词的组合，贫是指你当前财务状况差，而穷是指穷尽，没有希望 了......”从中我悟出：贫不可失志，贫仅仅是没钱，而穷是失去希望。我们在贫穷时千万不可失去希望。“人力资本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所以年轻时贫穷不可穷得心安理得”，要逆袭拼博，摆脱困境。全方位提升自己，让自己贫而不穷，我青年时代的坎坷沉浮岁月诠释了这位经济学家的警句。但我还得衷心感谢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人们口头禅：“是金子都会发光的”，其实这话只对一半，如果金子深埋于地下，它永远发不了光。而邓小平为了广纳社会人才，他是“十年动乱”后，第一个辛苦掘金的人。
岁月流逝，记忆犹新，当年在杂草丛生，坟墓林立的荒地上拓荒而起的淮安县流均初级中学到后来的完全中学后，和全国所有学校一样，是社会人才的摇篮。培养初、高中毕业生达万人。学生毕业后，步入社会不断进取，迅速成长。他们遍布祖国各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茫茫戈壁、北国南疆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中有进入各级党政领导岗位；有在部队立功受奖，担任领导职务；有的成长为不同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如大学教授、博士生、飞行员、医学专家等。有的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在家乡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还有的出国深造、工作。我的同班同学张金元在军界，王秀英在医学界都作出了骄人的成就，他（她）们二人人生光鲜，成为流均中学1962届初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我的母校流均中学，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未来将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