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区老科协  王忠珍

在我的《家庭档案》中有家父王立举1953年的一张选民证，当年父亲一直把之当着家中“古董”一样收管着。父亲过世后，我在他的遗物中见到了这张选民证。发证日期是1953年9月25日。盖的方形朱红大印《淮安县花巷乡选举委员会》，都是繁体字。这是全国第一次人代会前，地方政府第一次选举人民代表参会证件。父亲为什么把之当作传家宝一样收管着。因为这是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府发的，人民翻身站起来了。

我家所在的淮安区车桥镇高舍村当年属淮安县施河区花巷乡管辖。

在刮民党（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 ，本村99%的农民为佃农，农民根本谈不上“人权”。任何统治阶级皆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国民党反动政府恰恰忘记这两个治国之本。人民苦难深重，饥寒交迫。地主、富农丶民国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对农民敲骨吸髓的盘剥，民不聊生。这样的不为民做主的政府怎能不垮台呢？在我们家乡民国时，不法地主、富农、恶霸、地痞、流氓横行乡里。农民在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状况下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讲一小故事，可见一斑。

我的一位远门叔祖父王永殿是个富农，欺负佃农甚焉。一年秋天，村南一个农民走亲戚，穿了一条借来的半新裤子，从他家门前走过时，被其发现了，他恶狠狠对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说：“某某，这裤子也是你穿的吗？”可怜这位农民当场把裤子脱下，裹好掖在腋窝，只穿一条坏内裤衩，走到亲戚家庄头才重新穿上这条借来的半新裤子。穷人连半新裤子都不允许穿，这叫什么世道？人民沒有尊严、权利。

当地农民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终于盼来了救星共产党。我党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党的联防队一些革命斗争活动，村里的民兵积极参与。在敌我“拉大锯”（敌人白天进村骚扰，我党联防队员夜晚入村工作）斗争中，农民多方掩护联防队员，为之藏匿枪支。到淮海战役时都主动积极出人、缴粮、支前。到1948年前农民都分得人均2亩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美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高舍农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我们家农民一律统称地方人民政府为民主政府，或者直接用“民主”二字代替人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一件大事就是选举人民代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国家于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政府层层选举人代会代表，直至选出出席国家人代会代表。至1954年3月底淮阴专区各县（市）普选工作结束。全地区选民参选率达80％以上，少数选区达100％。

1953年，我已9岁，记得当年村里选举人民代表盛况：会场是在村南一个社场上，用几张大桌子布置了主席台，两旁树立了竹杆子，依附竹杆子把柴席捆绑上去，在席子上贴着“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等宣传标语。由于是露天会场，所以我们小孩可以在外围看热闹。鉴于农民多半是文盲，1953年的选举大会，在乡村干部的主持下也是学习陕北解放区那样，决定候选人后（差额选举），用豆子代替选票，在主席台下面桌子上放着三只碗（代表三个候选人），每只碗下压着一个候选人的姓名，规定每个选民只发一粒豆子，同意某人当代表，就把自己手里的这粒豆子放到这位候选人的碗里。也有监票人，唱票人，最后“唱票”就计算候选人碗里的豆子数，豆子最多者为当选代表。当时老百姓觉悟高，思想纯洁，无一选民弄虚作假。我记得我们村选举王善佑同志为人民代表。他家世代赤贫，他是村里民兵队长，当年上淮城押送一个还乡团分子回村枪决时，也是他带队去的。由他再参加乡里人民代表选举。王善佑当选代表以后，随即在他胸前挂上预先扎好的大红花，放鞭炮，大家热烈鼓掌……

现在当我看到父亲的第一张选举证，心里浮想联翩。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华夏社会底层子民第一次当家做主的见证，这张平凡的全国第一次人代会的最基层民众的选举证，意义非凡。这块小纸头，我从父亲手上接下来一直珍藏着，成为我家的文物。它和我们国家党旗、国旗、军旗一样，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千千万万革命先辈浴血奋斗28年得来的。这张选民证是井冈山斗争，长征路，十四年抗战，四大战役……，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所以父亲这张1953年9月25日的选民证虽是轻如鸿毛的薄纸片，在政治意义上，它的含金量恰重如泰山。

它标志着中国亿万人民数千年来第一次有了“人民”的概念，有了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