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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宴

淮安区老科协   王忠珍

 

今年夏初,老家乡下侄孙定亲,请我去吃喜酒。

上午十点半钟,我打车到了故乡泾口镇高舍村侄儿家。亲朋故旧几十人已到场,有的在玩朴克“掼蛋”,有的在侃空。应席者小青年居多,像我这七、八十岁的老者也有七八个。办事的侄儿家人全在玩笑、应客、散香烟。无人忙饭。原来乡下现在红白事,早已是当地“厨师帮办”上门经办,自带桌凳、碗盏家伙,一应俱全。坐客的场地都有临时帐蓬。我感到新奇,这多省事啊。侄儿告诉我:农村办事请客,打电话给帮办厨师,你只要告诉对方:要办几桌(10人一桌),每客多少钱即行,余者,一切事务概不烦心。菜肴也不比城里饭店逊色多少,价钱却是城里饭店的一半左右。请客也不用跑腿,手机约定时间、地点。

那天午饭安排在绿荫树下、蝉鸣声中的湖滩旁。旷野无垠,秋风习习。绿油油的秧苗,随风翻绿浪,连片的藕田,荷香飘溢。“河水涣涣,莲荷盈盈”,好一遍清平世界,早已让我心绪激动,满面春风和客人们打招呼、拉家常。

开席了。厨师帮手们娴熟的向各桌布菜,只见大碗小碟很快堆满了各大圆桌。炒的、烩的、蒸的、炸的、各样土淮扬菜,色、香、味、全俱全。鸡、鱼、肉、蛋等等各类荤素菜大碗满上。单道水里游的有鲫鱼、季花鱼、黄鳝、泥鳅、龙虾、螺蚌......因为是初秋,鱼塘里的螃蟹尚未上市,仅缺此一菜。

开始,主人大喊:各位请快吃、多吃,暂时少喝酒,我要腾桌面上别的菜。等大家风卷残云一会儿后,开始喝酒、敬酒,呼天震地。我是不喝酒的,只细心观察故乡农家宴花式。原来城里的平桥豆腐、朱桥甲鱼、博里羊肉、软兜长鱼、爆炒腰花等淮扬菜,桌上都摆了,只是盛菜的碗碟有点土气。

故乡美食我大惊、大叹,近乎目瞪口呆。北宋骨灰级美食家苏轼当年倘若享受了如此乡菜,将不知又有多少诗篇留世。

食为天性,美食当前,总会有所思。食前观察,吃中思想,吃后体味。我们七八个老年人同坐一桌,所谓“人以群分”,酒桌上势必拉起了旧家常。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除了我中年出道进城,其他几位都是扎根于故乡一辈子的农民。

当年,由于贫穷,在改革开放前28年,缺衣少食的首先是我们农民,正是“卖油娘子水梳头”,特别是1959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像魔鬼缠着农民。“饿”字让我至今心惊肉跳。夏天,头天剩点稀粥,第二天早上妈妈还是把那已发酵冒泡的剩粥烧了吃,“饥饿难忍”,不吃饿的慌。杜甫的稚子“恒饥色津凉”,可当时十几岁的我几近饿死。

当然过了荒年有熟年,过去的岁月里也不全是“枵肠辘辘、饥不可堪”的日子。在丰年时,农家遇到红白事,还得办席请客。

当时的农家宴是什么状况呢?赴宴人可以吃到“七规头”,这是故乡百年来的老规矩、老俗套。所谓“七规头”,就是八仙桌上坐上八个客人。每桌上一定要上七个菜,所以称“七规头”。这“七规头”就是当时农村“满汉全席”。主菜为鱼、肉、坨子(肉圆)。其次为杂烩、羹、白菜烧百叶(或豆腐干),萝卜汤。最后上的菜是汤和鱼。鱼上桌了,意味着没菜了。客人赴宴主要吃米饭,不是吃菜的。一大碗红烧肉上桌,表面上看,上面全是肉,甚至还带个“馒头尖”,其实仅仅上面铺的一层肉,客人拈了一两筷竹,下面露陷了,全是萝卜或茨菇撑着。肉在当年十分精贵,农家也就过年过节能吃点肉,平时是吃不起肉的。坨子(肉圆)一碗,24个,每客三个,祖宗老规矩。如果你多吃一个,其中势必有人就少了一只。这杂烩一大碗还不错,一般的有山药片,萝卜条、蛋皮、肉皮(油炸过)等。肉皮我们乡下称“膘”( biāo) ,属上等大菜,再贵也要买点,否则不能称其“席”(宴)。

客人出礼礼金一般是一元左右,以后逐年加到两元,三元,贵宾尚能出5元大礼。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也有客人以实物替代礼金。如五毛钱一个画轴,俗称“条子”,上面印刷的多是穆桂英、花木兰、张飞、赵云、关公等画像。也有掮一口袋稻子(约三二十斤)。当时赴宴直接俗称“吃坨子去”或“吃七规头去”。

俗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7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农家宴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客观上讲,我的乡愁就是味觉上的思念,无论是青少年时代的吞糠咽菜还是今日的美味佳肴,对故乡的食物永远怀着无限的意念。现在不少城里人,特别是公职人员,经常饫甘肥,以致脑满肠肥,肚腩大凸,常常食不甘味。中年即有“三高”之症。更有甚者,许多女孩子和“肥婆”,为了秀美,千方百计减肥。虽未达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边缘,也有因长期节食,得了胃病,厌食症,营养不良症。

新旧时代两重天,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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