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丁荫南导演了一部电影《周恩来》。首映式在周恩来的故乡淮安区进行,故事感动得场内一片泣嘘声。电影里有一位护士小徐,被江青嫌手凉赶走了,就是以周恩来的保健护士许奉生为原型塑造的。
许奉生是1939年1月出生于大连的姑娘。她1959年3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护士学校(现在的北京大学)。后分配到北京医院,在内、外科做护士工作一年。1961年到北京医院驻中南海保健组做保健护士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原来社会上知道的人并不多的江青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成了“文革”的“旗手”、新贵。她的住地也由中南海内搬到钓鱼台国宾馆的17楼。所以当时中央机关的人也把“17楼”当作江青的代号。
在“文革”初期,有一次,江青因为夜间看电影着了凉,感冒发烧了。周恩来知道了,出于公心,就让自己的保健护士许奉生去帮助照顾几天。总理交待后,许奉生就去了钓鱼台国宾馆17楼。
许奉生到了,江青护士周树英向许奉生介绍江青情况,还没说完,江青不知怎么知道小许已到,就叫小许进卧室给她打针。在周树英陪同下进了卧室,首先看见一个大屏风挡在床前,走过床尾,看见江青躺在床上。这时江青还算客气,注射后江青夸小许说打针不疼,又问许奉生:“哪里人?父亲做什么工作?”许奉生说:“大连人,父亲做木工的。”江青高兴地说“大连是个好地方。父亲做木工好,我父亲也是做木工。”这时周树英已出了卧室,许奉生很紧张地为江青服务,干什么江青都觉得满意。江青又问许奉生:“是哪个护校毕业?干过什么工作?”许奉生说:“北京医学院护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医院,做内、外科护士工作。”江青听了不高兴地说:“给总理的护士是做过临床工作的,给我的护士是从门诊部调来的。”这时周树英走过来,地板发出吱吱响声,江青说“小许你走走。”小许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走了几步,地板没有声音。江青说小许走路轻。其实不是小许走路轻,而是那个年代地板质量不好,小许没踩到那块发声地板上而已。这时江青卫士就在红地毯上挨步踩,只要有声音就用白粉笔划个大圆圈,让小许小心别踩到“地雷”上。卫士是在屏风前踩地板,江青躺在床上看不到。卫士说:“许护士长你要什么就说话,我们就送来。”当时许奉生很感动,感谢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对她的支持和关心。而江青却反复无常,第二天许奉生再次前去时,就不让许奉生进她卧室了。
那是到了“文革”高潮的时期,江青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许奉生到她那里为她服务。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只好同意了。这一次许奉生的工作江青是满意的,一连工作了几天,都相安无事。但那时刚好是社会上打、砸、抢派性闹得最凶最厉害的时候。一次许奉生在给江青做护理工作的时候,江青突然问她:“小许,你参加的是哪一派造反组织?”“我参加的是‘北京医院东风战斗队’。”许奉生如实回答她。江青又问起原来照顾她的护士曾熙媛是哪派?许奉生回答是北京医院红色造反团。
当时,人人都知道,北京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有两派造反组织,一个是红色造反团,那是个和中央文革的观点基本一致的多数派,是所谓的革命派组织。而另一个北京医院东风战斗队是个少数派,是所谓“保皇派”的组织。其实就许奉生本人而言,无论她参加的组织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那都是应当时的时髦而已。她只是个努力工作,安分守纪,老实做人的一个护士。而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却是不能容忍的:她的身边怎么能容留一个“保皇派”组织的人呢?就这样,许奉生就又被江青赶走了。据今年已82岁高龄的许奉生同志说,那次她叫我走时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被迫离开时翻遍衣兜只找到一角钱,刚够乘无轨电车回西花厅的。
回到西花厅后,周恩来听说小许身上只有一毛钱,不然的话,就得从钓鱼台国宾馆步行回西花厅了,还十分关切地说:“你可以找小高(周恩来卫士高振甫,周恩来逝世后改名高振普)嘛!”
许奉生对笔者说,她怎么也没想到,江青竟卑鄙到拿她自己的保健护士做文章折磨周总理。
这一次是1972年文革中期时候了。周恩来日夜操劳国事,又忙又累又生病。一天夜间,周恩来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突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人是江青。江青在电话里说,她有急事,要总理马上到她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无奈地叫上司机杨金铭,在值班卫士高振甫的陪侍下很快到了钓鱼台国宾馆江青住处的会议室也兼电影放映厅。
周恩来推门进去之后才发现,江青不仅通知自己到她这里来,而且已经先让张春桥、姚文元、叶帅和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等都来了。场内气氛凝固,俨然像一家开审的法庭。
据当时送药给周恩来服用又被江青强行留在会场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医生回忆:
“主审官”江青虎势狼威地坐在台上,台下站着一排受审似的“犯人”。只听江青厉声喝问:“小赵,你说!那天晚上你给我吃的安眠药里到底放了什么毒药?”“……”“说呀,啊!”
小赵名叫赵柳恩,是个中等个头、身材修长、长得白里透红而靓丽可爱的广西妹子,是江青的专职保健护士,却多次遭到江青的白眼和刁难。江青红得发紫时,小赵在背后都一直叫她老太婆。江青被抓捕后,就改口叫她老妖婆了。
小赵在江青的淫威下早已泣不成声、哭成泪人了,无论江青拍桌子还是摔茶杯,她有的只是无言的反抗。还有,就是低着头,不停地用手拉着她那不太合身的草绿色军装的下摆。
这时,场内的人都明白了:如果真如江青所说,小赵趁江青服药时给她下毒导致江青服了毒药,她还能这样张牙舞爪吗?所以,尽管江青又拍又叫,却连她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等也都心往别处想、眼往别处看,没有一人趋前附和或帮她的腔。而纪登奎只是坐在那漫不经心地吞云吐雾;叶帅更是象一位早晨蹓弯的长者:背叉着双手,在房间里慢慢悠悠地踱着步子。
几经吆喝,几次喝问,小赵不开口是不行了。她一边用手绢擦着眼泪,一边怯生生地回答说:“我确实没有……你说的事,我不知道呀!”
“来人哪!”已经失去耐心的江青脸红脖子粗的朝门外喊道。随着她的叫声进来几名青年军人,站在一旁,听候下一步的命令。
“你们给我把她的领章、帽徽摘下来!”
“等一下。”周恩来站起身来,大声喝住了军人的行动。其实,他早就看出了这是江青的一次无理取闹,不仅让自己无法工作,还让高龄的叶帅等其他领导人夜不成眠。不轻易动怒的周恩来气得已经无法忍受了,他强压着怒火,但很严厉地对江青说:“事情还没搞清楚,你不要这样激动嘛!”
周恩来不仅压住了江青,还把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张佐良大夫等人一起赶出场外——用张佐良自己的话说,那是总理在保护我。
一个人演独角戏的江青,终于等到周恩来发话了,她立即撒起泼来:“总理,为什么给你的护士那么好,给我的都这么差?……”
周恩来每天有许多国事等着处理,面对江青这样胡搅蛮缠的场面,他希望越早结束越好,所以,他立即问江青:“你说给我的护士好,那么你要谁,我让她到你这儿来。”“把你的护士小许给我。”周恩来当即答应并走出会议室对在外面等候的卫士高振甫交待了一番。
为了赶时间,高振甫一边让中央警卫局车管科派车去接许奉生,一边又立即向西花厅打电话。许奉生接了电话还以为周恩来身体哪儿不舒服,十分紧张地问:“总理怎么啦?”高振甫回答她说:“总理没什么。”
“那你深更半夜地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吓死我了!”
高振甫见许奉生不再紧张了,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是这里有人看上你了,要你到她那里工作呢!”
许奉生一听就知道又是江青。她本能地十分反感,也实在不愿意去,就跑去跟邓颖超说了自己的想法。邓颖超听了之后无可奈何地说:“小许呀,我也知道她那里的事难办。但是你要是不去,不是让总理为难吗?我看为了减轻恩来的压力,不管多么困难,你还是去吧!”
就在这时,高振甫的电话又到了:“小许,车子就到了,你快点来吧。”这时的许奉生似乎是绝望了,她哭泣不止,而且越哭越伤心。到钓鱼台下车时,她已哭成一个泪人了。
在17楼等候的高振甫见到许奉生眼圈都哭红了,顿时紧张起来:你这样怎么能去见江青呢?就赶忙叫许奉生到卫生间去洗一下脸。待许奉生进了卫生间后,高振甫又在外边大声嘱咐:“用冷水啊。”待小许花了约十分钟时间收拾一番后才走出卫生间。这时,高振甫才给她推开会议厅的门,让许奉生进去,高振甫随即轻轻把门关上。
许奉生一进会场,周恩来就对江青说:“喏,你要小许 ,她来了。”于是,江青似乎很热情地向许奉生伸出了手。可是当她的手和许奉生的手刚一握,马上神经质般地叫起来:“啊!她手太凉了,精神紧张!我可不要神经紧张的人,不行,你回去吧!”
这时,许奉生顿时感觉一阵轻松,忍不住转身笑着出了会场,高兴地回到了西花厅。于是,江青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也就落幕了。但是,“许奉生见江青——哭着去,笑着回”却成了当时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一条歇后语,并被传开了。
江青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又想起了许奉生,并再一次向周恩来提出,让许奉生到她那里工作(时赵柳恩已调去钓鱼台10号楼工作)。这次凑巧的是,许奉生当时因椎间盘突出住进北京医院治疗,所以无法去江青那里工作。一向疑神疑鬼的江青对此还不放心,她认为可能是许奉生不愿去她那里工作而故意躲着她,就特意让自己的警卫员孙占龙(绰号孙大个子)悄悄到北京医院打探一番。
据许奉生在电话中对笔者回忆说,孙占龙确实到医院看了她,问了病情。孙占龙因为自己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楼梯上,听到江青急切地叫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就直朝楼梯下奔,结果一不小心一脚踩空,重重地摔了一跤,把自己的腰也给摔伤了。所以孙占龙对腰疼非常有同感,而且同病相怜。所以他就回告江青说,小许的腰病确实很重,人很瘦,您这里护士工作重,不适合来为首长(文革中下级对江青的习惯称呼)服务。这样,许奉生才又躲过一劫。
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孙占龙回来见到许奉生还说起过这件事。老实的许奉生听了后仍心有余悸,她也十分感激孙占龙同志为她说了好话。
许奉生的老伴、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同志已经故世,她一个人在北京安度晚年。82岁的她思维敏捷,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好在女儿小牛也在北京工作,一有空闲就回家陪陪母亲,共享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