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周恩来是建党前入党的老党员。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于3个月后的7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成了我们党主要领导人之后的半个世纪内，他没有离开过中央领导岗位。所以，无论是革命斗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各种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在这里，我把自己采访中记下的几个与保密有关的制度写下来与大家共同分享。

一、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

1997年，笔者在京由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刚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的郑淑芸同志领带到全国工商联拜访黄玠然和他的夫人杨庆兰同志。这是一对革命夫妻，当年都曾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从事革命活动。周恩来任中组部部长时，黄玠然为他的秘书。邓颖超在中央妇委工作时，杨庆兰是她的内交通。

那年92岁的黄老告诉我说，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好几年，特务们想尽一切办法抓他却从未得手。原因是他坚持昼伏夜出。即晚上九点前从不外出，早上五点前必定要回到住地。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时，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周恩来就指示红色特工黄慕兰实施营救。但需要花点钱，周恩来只好破例白天化装成上海滩上的三轮车夫，前往“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那里借钱（时杨度已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他将钱借到后踩着三轮车往回赶时，偏偏法租界里开出的一辆汽车把在租界门外正常行走的一名工人撞倒了。那责任本来当然应该是汽车驾驶员的。可是巡捕们是洋奴哲学，不仅不秉公执法，相反还无理指责被撞的工人。周恩来见了十分生气，真想站出来说几句带有正义感的话教训教训那些洋人和巡捕。可他转念一想，按照当时的保密制度，自己不能违背。如果那样做了，不仅营救任弼时无望，甚至可能把自己也暴露了，那我们党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压下一腔怒火，蹬着三轮车离开了现场，没有违背我们党的保密制度。

黄玠然和杨庆兰在中央机关工作久了之后，两人产生了感情。经周恩来批准，同意他们结婚。黄玠然认为，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想办一个朴素而又热热闹闹的婚礼。他特意租下了一个小饭店，准备结婚那天大家一起聚一聚，喝上几杯喜酒。为了避开特务们的眼睛，黄玠然事先和饭店方约定好，喜宴在他们喜日子的九点后才开始。可是当他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并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考虑良久，最后没有同意黄玠然的做法。他对黄玠然说：这个饭店离我们的秘密住地太近了，不利于我们保密，这种违背保密制度的做法我们不能做。就这样，他让黄玠然辞掉已租好的饭店，并适当赔偿了人家的损失；改为在党的秘密住地，发几块喜糖，说几句祝福的话语代替了黄玠然、杨庆兰的婚宴。

二、这份文件只发到省军级，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周恩来有位侄孙叫周国镇，是我国数学界的奇才，他也是著名的数学教育家。他比笔者年长4岁，也是笔者的好朋友。在他不到两岁时，生母因病去世，是个从小就缺少母爱而长大的孩子。父亲周华禹续弦之后，时值八九岁的周国镇正值叛逆期，遭到父亲的严厉管教。据和他同龄但是他八叔的周华凯告诉笔者，周华禹每次打周国镇都打得比较厉害。在九岁那年，周国镇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跑到镇江金山寺上和小和尚们住到一起，家里人找了一个多月才找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六伯父、晚清举人周嵩尧先生在1951年被周恩来批准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要他进京。就在这时，他的独生子周恩夔不幸去世。周恩来考虑到77岁的伯父老年丧子，内心十分难过和痛苦，就同意他把最疼爱的重孙子周国镇带至北京，好陪侍在他身边。

进京时，周国镇只有15岁，由周恩来等西花厅工作人员安排，让他进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开始时生活费和学费等都是由周恩来负担的。

周国镇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特别优秀。到他高中毕业时，他已信心满满地准备考北大数学系。可是人大附中的校长却动员他留校任教。就这样，他在人大附中高中一毕业就被校方留了下来教起了高三数学。

周国镇这么优秀，高大的梧桐树哪有不吸引凤凰飞来的？于是，他谈起了恋爱。女朋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一位主要领导人家里的千金。

放暑假了，周国镇坐上火车去武汉会见他的女朋友。因为他的女朋友早就告诉父母，她的男朋友是周总理的侄孙。于是，周国镇一到，女朋友的父亲认为他这位未来的女婿是周总理的亲属，就毫无顾忌地把一些中央文件统统拿出来给他浏览。在这些中央文件中，关于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内容比较多，也有其他方面的。特别是一份中央关于成立一个由27人组成，周恩来任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两弹（原子弹、氢弹）一星（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周国镇看了特别兴奋，也特别高兴。他回京后一次见到周恩来就抑制不住喜悦地问：“七爷爷，我们国家也要造原子弹和氢弹了？真是太棒了！”谁知周恩来一听浓眉紧锁，马上一脸严肃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你听谁说的？”“我是看到文件的。”周国镇在回答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这时，周国镇才看到他的七爷爷神色很凝重，显然是生气了，只好老实告诉他前因后果。周恩来听了仍余怒未消地说：“他怎么能把这个文件给你看呢？这个文件只发到省军级，到现在还没发到县团级，他不应该给你看这种机密的文件呀！”

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刚好在场，就给周国镇打圆场说：“总理，国镇是不会传出去的。”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是传出传不出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保密制度能不能落实执行的问题，是执行组织纪律的问题。”

周恩来后来还就这件事在中央有关会议上批评了那个把文件给周国镇看的领导同志，要大家引以为戒，不要把落实党的保密制度执行不到位。

三、什么风向不对？你是听谁说的？

我们国家研制两弹一星时期，正是当时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搞所谓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特殊时期，所以我们必须实行严格的保密。

笔者1997年秋季进京在西城区官园那里拜访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同志时，他深情地回忆说，我们国家在搞第一次氢弹试验时，罗布泊上空出现了少有的西风。这意味着我们的氢弹爆炸后，大量的爆炸尘埃和辐射物将会随风向东边人口稠密的地区漂移，影响人体健康。周恩来就没有批准引爆。

那一天夜间，周恩来夜不成眠，天亮以后，本该他上床休息，可他仍然聚精会神地守着电话，毫无倦意地在等待风向改变。军事秘书们进进出出。在总理办公室门前值班室值班的乔金旺正在等待周恩来休息，他也好下班。这时，邓颖超已经起身了，她见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非常心疼，就踱到卫士值班室问乔金旺：“老乔呀，我的那口子都快工作20个小时了，怎么还不上床休息呀？”乔金旺声音很低地回答说：“听说风向不对，试验难以进行。”

邓颖超关心的是周恩来的身体，这样长时间工作他怎么吃得消？！于是，她转过身，对正在工作的周恩来说：“恩来呀，听说什么风向不对，你先休息吧，风向总有对的时候嘛！”

邓颖超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一下激怒了周恩来，他抬起头，严厉地责问妻子邓颖超：“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邓颖超没想到周恩来会向她发火，只好照实说“刚才老乔说的。”“你把老乔喊来。”周恩来仍然一脸严肃。

原来，周恩来对在西花厅工作的人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自己知道的谁问了也不许说。因此，乔金旺来到周恩来办公桌旁后，周恩来深情而又严肃地对乔金旺说：“老乔啊，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是做妇女工作的，搞两弹一星和她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对她说，我带回来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也是执行制度的问题。

周恩来参与订立的保密制度，他从不含糊，并且都坚决维护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