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林 朱学举
刘鹗,中国清代晚期小说家。他所著的《老残游记》备受世人赞誉,是中国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中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由于他学识博杂,涉猎众多领域,在理学、佛教、道教、金石、文字学,以及医学、数学、水利学、测绘学、占卜等等方面均有研究,又能善诗文,著作颇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收藏甲骨文,辑有金石著作《铁云藏龟》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辑录甲骨文字的著作,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为研究古文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还辑有《铁云藏陶》、《铁云泥封》,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古文字和古代文献提供了资料。在医学方面,他著有《要药分剂补正》、《人命安和集》(未完成);在数学方面,他著有《勾股天元草》、《弧三角术》等。
从光绪十四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88—1895),他参与了治理河南、山东两省的黄河水患,运用他所学的水利学、测绘学的知识,为晚清治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他第一次用近代技术完成了豫、直、鲁三省黄河图的测绘工作,还编著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和《治河七说》,在中国近代水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因为他在众多领域内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
刘鹗,原名梦鹏,又名孟鹏,谱名振远,字云搏,后更名为鹗,字铁云,又名公约,别号老残,署名鸿都百炼生。祖籍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清咸丰七年九月(1857年10月18日)生于六合,光绪二年(1876)随父亲移居淮安府山阳县城(今淮安市楚州区)地藏寺巷,宣统元年七月初八日(1909年8月23日)因中风病逝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亨年53岁,次年安葬于淮安府城东南曹圩刘氏祖茔。
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少年时代“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青年时期不喜科场文字,不愿走科举入仕道路。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学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广泛研习水利、算学、医学、金石、天文、音律、训诂各种学问。他既倡导儒、佛、道三教合一之说,又留心欧美科学,故成为一位与正统道学全不相容的前进思想家。
刘鹗父亲刘成忠,清咸丰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道台等职。同治四年,调任河南开封知府,同治七年,驻开封吹台,疏浚惠济旧河。同治八年,勘测贾鲁河,他很注意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力图实际应用,曾亲督工匠仿造欧洲“龙尾水车”。因治黄有功,同治十年,“旋以剿捻劳绩升河南南汝光道”。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撰写了《河防刍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河南境内黄河险工事宜,其主张有四:一、外滩宜守,二、盖坝宜建,三、埽制宜变,四、重堤宜筑。多系引用前人成说,结合当时形势而加以阐发。其中对埽制沿革及利弊叙述颇详。光绪元年十月初四,刘成忠被赏加布政使衔。刘鹗在20岁以前一直跟随父亲,刘成忠在河南为官时,治理过水患,并有著作。对其父的所作所为耳濡目染,影响颇深。他成年后,“乃志在圣贤”,继承家学,也钻研过治水方略。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黄河在郑州十堡(即石桥)处决口南泛,口门三百余丈,全河断流,下游大水成灾,无数村庄被淹,“饥民待哺嗷嗷”,为害严重。光绪帝先是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主持堵口,又复派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至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口门埽占失事,功败垂成,费银九百余万两,决口仍未堵上。光绪帝因缺口未堵,“殊深愤懑”,问罪河官,李鹤年等均被革职,并追究李鸿藻“督率无方”,革职效力。七月,光绪帝派广东巡抚吴大澂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接办堵口大工。吴大澂(1835——1903年),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历任编修、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职。光绪十二年(1886年)擢广东巡抚。吴当过学政,办理过边防,名闻朝野,是位比较清醒和有魄力的实干家。他于当年八月到任视事,并微服视察河工堵口收发料物弊端。
此时,刘鹗非常关注郑州黄河决口不能合龙之事,为施展所学,便欣然前往投效吴大澂,时32岁。刘到郑州后,直接向负责治理黄河泛滥的总督吴大澂呈述了自己的治河主张,吴不懂水利,上任以来水患仍剧,时值八月,“急流狂溢,旋涡怒卷”,掌坝之员“屡濒于危”,正在求贤若渴之际,听刘鹗谈论“设闸坝以泄黄”,“引清逆淤,束水以攻沙”等办法,非常高兴,立即委职任用;刘鹗不仅向吴提供理论和方法,而且亲临工地,“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加之吴大澂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对在工的官吏,分工明确,严限完成。他誓言:如依限期不能完成者斩,自己也将以身殉职,在工人员无不凛然,于是日夜赶堵,于当年十二月合龙。该工程为拨发款银节约六十余万两。光绪帝接到捷报,十分高兴,不顾已届岁尾,匆匆降旨封赏在郑治黄大臣。吴被赏加头品顶戴,并补授东河总督,李鸿藻“开复革职”、“赏还顶戴”。刘鹗也因此声誉大起。他赴郑州前,已捐有“同知”虚衔,这时,吴大澂“欲表其功绩”,升其官职,而刘鹗却把这次保举让给了哥哥刘渭清。
光绪十五年(1889)初,吴大澂奏请朝廷成立河图局,用新法测量绘制黄河图,光绪帝“准其咨调数员,办理绘图事”。此事本应归“郑工善后局”负责,但因总办虽有文名,却不懂测绘。刘鹗在23岁时就曾研究过算学、测量、绘图等。吴大澂即命刘鹗为提调官,全面负责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一事,时33岁。他与易顺鼎、顾潮等,自三月始,“终日管窥蠡测,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至九月,基本完成了自河南省阌乡县(今灵宝境)金斗关到山东省利津铁门关海口的黄河测量工作,测量河道长1021公里。次年,《豫、直、鲁三省黄河图》绘制成功,共5册,150篇。系中国第一次用近代技术实测的黄河图,比例为1/36000(以当时工部尺寸计算,每里180丈,每方格为1里)。并注有经纬线,经线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黄河两岸凡曾经兴办过大工程的地方,均载明年月始末。呈光绪帝浏览后,命名《御览三省黄河图》。
郑州黄河大堤合龙后,河南水患有所减轻,而山东水患依然严重,“下游南岸大堤,二百八十里间,节节生险”。山东巡抚张曜,东堵西挡,疲于奔命,仍不能阻止黄河决口,奏请另派大臣又不准,遂广罗人才,“有言河务者,虽布衣末僚,皆延致咨询,唯恐失之”。
张曜(?——1891年),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授河南布政使,光绪十二年调补山东巡抚。他到任后,以大部分时间对山东黄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山东河道窄的特点,他除加强两岸堤防外,提出了“分”与“疏”的治河主张。认为山东两岸堤工不够坚固,河道又窄,水涨易于漫决为患,需有分水措施,故在齐河赵庄、刘家庙和东阿陶城铺各建减水闸坝一座,以防异涨。光绪十三年郑州十堡决口后,山东黄河断流,他乘机对山东河道进行了挑淤疏导。光绪十五年正月,黄河回归故道后,正值凌汛时期,由于河道疏通,使冰水顺利入海。但嗣后,水患仍时有发生。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张曜檄调刘鹗到山东办理河务,时34岁。他到山东后,力排贾让和众僚“不与河争地”之说,沿袭潘季驯、靳辅等前辈的主张,“筑堤束水、以水刷沙”之成说,并撰写了《治河五说》呈张曜,阐述自己的意见,深得张曜赏识。不久,张曜委任他为黄河下游提调官,参与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水患。光绪十七年六月,张曜驻守黄河河畔,抢护史家坞、王阳家等处黄河险工,七月疽发于背,病逝在任上。光绪帝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今济南大明湖畔张公祠仍存。张曜死后,福润继任山东巡抚,对刘鹗也很赏识,为表彰他的治黄功绩,曾几次向光绪帝推荐刘鹗。
刘鹗在山东办理河务三年,黄河未溃成灾,“河工冠于诸省”。他在山东期间,总结了治黄经验,撰写了《治河七说》(即《治河五说》和《治河续二说》),该书内容分为:河患说、河性说、治河说、工费说、善后说以及治河续说和斜堤大意图。
他还编著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共4卷,有图考10幅,即:禹贡全河图考、禹河龙门至孟津图考、禹河孟津至大陆图考、禹贡九河逆河图考、周至西汉河道图考、东汉以后河道图考、唐至宋初河道图考、宋二股河道图考、禹河故道图考、今河道图考。其内容主要采自胡渭《禹贡锥指》及《水经注》诸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版。
在这期间,他还撰写了《勾股天玄草》、《弧角三术》等著作,都与他当时的治河、测绘事业有关。
光绪十八年 (1892),福润保荐刘鹗赴北京总理衙门考试,因不合例,未试而归。光绪二十一年冬,福润再次保荐,刘鹗经过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合格,得到了一个四品知府的头衔。
刘鹗一生坎坷,从事过的经营活动,不胜枚举。可惜的是,他所从事的事业大多是无绩而终。唯有参加治理黄河水患和测绘黄河一事,一向为人们所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