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今年是伟人周恩来离开老家淮安的110周年。他为什么要离家？是谁把他从驸马巷带出去的？当时他走的什么路线？这许多年来，不仅有各种说法，而且有的地方为了本地的名人效应，还千方百计地把伟人的足迹往自己那儿扯。本文将以详实的史料给您一个准确无误的答复。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对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说：“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兄弟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因此可以这么说，周恩来的这一次离家是他人生道路上一次奔向春天的重大举措。

痛失两母后的日子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的夏天和冬天，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嗣母陈氏先后因病去世于清江浦陈家花园。年仅十岁的周恩来只能带着两个更为幼小的弟弟恩溥（乳名和尚，字博宇）、恩寿（乳名小黑子，字同宇，后以字行）返回淮城驸马巷周家大院。这时的周家更加败落了。外出谋生的周家兄弟已经很少有人风风光光地归来。留在驸马巷长年“坚守”的只有残疾人周恩来的八叔周贻奎（字焕臣）和八婶杨氏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其他的还有亚老太（周恩来二祖父霞轩公遗妾王氏）、痴二奶（周恩来二伯父周龢鼐的妻子王氏）等人。说形象一点，这时的驸马巷周家大院不像是一处体面的家，更多的是象周家人的一处驿站。走南闯北的周家兄弟们路过时，休息几天再匆匆离家外出。这样的家庭虽还留有家塾馆，可是，不仅周家欠人家先生的学关钱（即今天的学费），即便来上课，先生也还是教那些“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之类的蒙书。这些书的内容，周恩来早已倒背如流。渴望求知、渴望读书的周恩来十分苦闷。据他的从堂弟周恩灿（乳名小奤子，字耀庭）晚年回忆，“七哥（指周恩来）非常喜欢读书，他在为母亲守孝时，还手不择卷地在烛光下看书。”

八婶杨氏看到侄儿周恩来小小年纪就这么好学上进，而且他们自己的儿子恩硕（乳名大黥，字潘宇）也一天天大了，也得上学读书。于是，她迈开小脚来到东岳庙附近的龚家，求请龚家让周恩来兄弟到他们家塾馆寄读。

龚家老主人龚怀朴是常州人。早年在山阳县当钱谷师爷，家境比较殷实。后来，龚家钱挣多了，就在淮城东岳庙西南侧购置了房产，定居在淮安。他不仅家里开设有家塾馆，而且还在城里经商，在上海、南京、青岛等外地都有龚家开设的商铺。他家主要开的是书店、布店等门市。雇用了伙计、丫环、使女等许多人。因为龚怀朴娶的是山东袁状元的袁二小姐为妻，和宝应的陈沅（周恩来嗣母陈氏的父亲）娶的妻子（袁大小姐）以及周恩来八舅万立钰（字筱庵）的妻子（袁三小姐）是亲姐妹仨。所以，龚怀朴的儿子龚荫荪（字天枢）就是周恩来的姨表舅舅。

龚怀朴去世较早，家业由儿子龚荫荪继承。龚荫荪是位追求进步的人物，多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龚荫荪做事非常认真，对周恩来兄弟的到来也很欢迎，并亲自一一当面考查。结果，他认为周恩硕、周恩寿年龄还小，而周恩溥比较顽皮，因此，龚荫荪最后只同意留周恩来一个人到龚家塾馆寄读。

周恩来在龚家读书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对他人生的成长、对他的思想影响却非常大。这主要是龚家塾馆的周先生能因材施教，尤其是对周恩来书法的指导很成功。按周氏家训，周家男孩子上学后都是“习颜体”。经过上学的几年苦练，周恩来的颜体字早就写得很俊秀。到龚家塾馆后，周先生对他说：“你的颜体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但我希望你再加练魏碑，以增加你笔锋上的刚阳之气。”

周恩来立即遵从师教，在颜体字的基础上再苦练魏碑。周恩来后来的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就是在龚家塾馆时练定型的。

龚荫荪是革命党人，他家的秘不示人的书房内有许多进步报刊和革命书籍。他连自己家的孩子也不让进入翻阅，怕他们年纪小看不懂，也怕他们不慎传出去引来杀身之祸。

还在周恩来幼时在周家院过继小叔父不久，陈氏带着儿子大鸾从文渠乘小木船到龚家串门。当时，陈氏的姨娘龚老太太还在。她自小就十分喜欢自己的这个姨侄女（指周恩来的嗣母陈氏，这是淮安人的称呼，外地也有叫外甥女的），而陈氏刚嫁到周家，夫婿就去世了。那时妇女又不能改嫁，只能从一而终。因此过继给她（龚老太太）这个姨侄女的儿子大鸾就将是陈氏的终身依靠，也就是陈氏的“命根子”。而那时医疗卫生条件差，婴幼儿成活率很低，如果侄女的这个嗣子有闪失，那陈氏的这一辈子就将全部落空了，那怎么得了？！老太太思忖再三，终于想出一个“好主意”：她让大鸾认自己的儿媳做干妈。因为她的儿媳蔡氏是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生的，属牛。在淮安话里，“牛”“留”两字同音。只要大鸾做了蔡氏的干儿子，那他就一定可以长留人间。

蔡氏是南京人。她心地善良，心灵手巧。自从认了大鸾做干儿子之后，不仅为干儿子周恩来做四季衣服，还经常为干儿子做可口饭菜。不久前，笔者在与龚家的后代张莉华教授联系时，张教授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的表叔（指周恩来）除了人们熟知的喜欢吃红烧百页结、红烧狮子头等淮扬菜之外，还非常喜欢吃她的奶奶（指蔡氏）做的烧素肠。张教授还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她的大娘娘（上海、扬州等地的方言，他们称姑母为“娘娘”，这里的“娘”读第四声niàng）龚志如还专门为表叔做过素肠（百页包油条再烧烩成菜）托上海市委市政府进京的人带给过表叔。

蔡氏认了周恩来为干儿子之后，就要求她自己的子女不再称周恩来为周家大少爷，而是改称为“大鸾哥”“大鸾弟”，把大鸾当成她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特别是她听了丈夫龚荫荪夸奖“大鸾长大了肯定有出息”“他掌握的知识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所能掌握的水平”之后，蔡氏就破例让大鸾可以进他表舅龚荫荪（周恩来认蔡氏做干妈后，即不再称呼蔡氏为舅母而称干妈，但对龚荫荪仍称表舅）的密室读书看报。

在龚表舅密室书房内，11岁的周恩来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和《中华时报》等革命的进步书刊报纸，使他眼界大开。1952年周恩来邓颖超联袂到上海时，特意让上海市委将他在龚家塾馆的同学、也是他舅表姐姐的龚志如（时在华东幼儿园当保育员）接到自己上海霞飞路的临时寓所，深情地对表姐龚志如说：“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可见他是十分看重那一年的龚家寄读的。

周恩来为啥要离开淮安去东北？

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这么好的学习内容周恩来为什么要离开呢？前边已经说了，表舅龚荫荪是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清政府的爪牙们盯上了。清宣统元年的除夕（公元1909年元月21日），清政府突然对龚府进行抄家、封门。龚家人除身上穿的以外，一根筷子都不准带走。所幸龚荫荪当时未回家而未被抓走。龚家人只好无奈地从淮安西门登上小木船去清江浦投靠周恩来八舅万立钰先生，因为万立钰先生是龚荫荪的三姨父（周恩来叫八舅父的万筱庵先生，周恩来的嗣母陈氏是叫三姨父的人。因此，据周万两家后人们说，陈氏母亲是从不把大鸾带去万家走亲串门的，因为陈氏的嫡亲三姨是周恩来的亲八舅母，叫起来会很尴尬）。龚家被抄家后，什么也没有了，周恩来还怎么寄馆读书呢？

在1909年这一年内周恩来除了四时八节祭拜父亲（小叔父）和两个母亲外，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自己看书。间或来到旧漕督大门前，在那一对大石狮子前看人家下象棋。碰巧在那里摆棋摊的人就是驸马巷周宅老房主胡氏的后代。周恩来聪颖好学，悟性又高，就那么连看带学棋艺就有了很大长进。

1943年在延安举行的边区政府中国象棋比赛中，周恩来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最后把冠军让给了董必武董老。他还赋诗曰：“陕边难越三重险，董老确高一着棋。”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人员刘久洲、成元功等对笔者说，平常他们看周恩来和董老下棋时都是总理赢的多。因此，1943年在延安的那次比赛周恩来有意把冠军让给董老也是有可能的。

作为一位好学上进的少年，却整天无所事事，他怎能不急，不难过呢？所以他就一再地向在东北的四伯父写信，希望能去他那里继续读书。

是谁把周恩来带出淮安驸马巷的？

周恩来得到龚家被抄家的消息后，含着眼泪跑到西门码头为干妈、表姐妹们送行。新年春节后，周恩来再次失学了。他只好向在东北做事的四伯父周贻赓写信，希望四伯父能接他去读书。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京拜访周恩寿夫人王士琴老师时，她告诉笔者，兄长（王士琴对周恩来的称呼）当年写给四伯父的信到她自己嫁到周家后（周恩寿是过继给四伯父为嗣子的），还曾在四伯母杨氏的抽屉里见到过。最让我感动的是，兄长在信中写了淮安老家的生活艰难之外，信末总少不了一句：“敬爱的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啊！”

“我透过兄长的这句直白的大实话好像见到了兄长那求知若渴的目光。”王士琴老师如是说。

“四家伯”是周恩来的嫡亲大伯父周贻赓（字瀚臣，后又改字曼青，以后就以曼青行），大排行四。他由自己发妻的兄弟赵燕逊引荐，早在1908年就去了我国东北，在奉天省城度支司俸饷科做了一名正司书（即今天的会计）。“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度支司”相当于今天的省财政厅。后来，因为周贻赓工作勤勉，先后升任科员、科长等职。据他的一份1917年自己写下的《履历表》记载，周曼青在黑龙江省任公债币制主任和制用科科长任上，因工作勤恳，1921年还曾获得“中华民国大总统令”颁发的六等嘉禾奖。所拿的薪俸也比较好，而他自己虽先后娶了赵、王、杨三任妻子，却无一怀孕生育。加之对自己这位懂事好学的侄儿十分同情，所以就回信淮安驸马巷，同意周恩来去东北，到他那里去上学读书。

事情定下来之后，十分高兴的周恩来第一时间就把消息告诉了八叔周贻奎和八婶杨氏。不料遭到八婶的强烈反对：“大鸾，你不能走。我们家院子里就你能替我手脚（淮安方言，帮助做事、处理事情的意思），你一走，我们日子还怎么过？”周恩来一听，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八婶说的是实话。周家大院内这许多年来都已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的残……每天只有出的，没有进的。为出礼和送人情份子钱，自己把两个母亲生前的遗物都当得差不多了。可是，不能只顾眼前，如果自己也不出去读书，我们这周家大院不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吗？周恩来一边安慰八婶，一边告诉她，自己想去一趟清江浦十四姨娘家，恳请十四姨把黑弟（周恩寿）代养两年，减轻一些八婶的负担。八婶一想，也是，自己如果硬行把大鸾留下来，误了他一辈子前程不说，周家大院更是前景黯然，只好勉强同意了。就这样，经十四姨娘同意，周恩来把六岁的黑弟送去了十四姨家，八婶这才同意周恩来外出读书。然而，淮安到东北，千里迢迢，一个才十多岁的孩子一个人自然没法成行，只能等待时机。

当时，除了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在东北做事外，还有周恩来的三伯父周贻赚也在东北的铁岭县做税捐征收局局长。周贻赚（先取谱名周贻德，后改名贻谦，字济渠，号劼之，后以字行）是周恩来五祖父的儿子。他因妻舅钱能训当时在东北任奉天省右参赞（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所以给他谋了一个工薪优厚的“肥官”。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由于铁岭税捐局的一些人员收税时“吃私”（即今天的贪污挪用），年底交不齐税款。这可是件大事，周贻谦需要找亲戚朋友帮忙，要去一趟南方。他又由于有钱能训的关系，给他谋了一个去湖北赈灾的官衔，“10月，清廷昭示周济渠在湖北赈灾任内‘捐加四品衔并指归分省试用’。”借着堂兄去南方的这一机会，周贻赓便托他完成公差后能弯道一下老家淮安，将侄儿周恩来带来东北。

周贻谦既要忙赈灾，又要忙税款。所以，他的一行人一到武汉，就联系上也在武汉谋差做事的周恩来生父周贻能，然后赶快给淮安的王言伯和周恩来各写一封信，言明他无法回淮安，请王言伯到驸马巷将周恩来带到浦口与他们汇合。

王言伯是周贻谦的堂妹婿，他就是我们淮安本地人，娶周恩来五伯父周贻鼎的妹妹为妻，而周贻鼎又娶了周恩来的十三姨娘为妻，因此他们家和周恩来家有着近别人一层的血缘关系，当然乐意帮这个忙。

那么，周贻谦为啥不回淮安呢？那是因为下边的两个原因。一是已到农历年底，他的一行人个个归心似箭；二是自己手头本来就紧，那时多年在外做官的人回老家必须要做的两件事是祭祖和对留在老家的亲属留下一些“帮衬”钱（即生活费）。而周贻谦当时已有点自顾不暇，哪出得起这两笔钱呢？因此，他只好请愿意帮忙又和他走动得比较热络的堂妹婿王言伯来帮他从驸马巷接出周恩来，然后从淮安西门登上小火轮南下镇江，再西进浦口，使周恩来和他的生父、三伯父会合。王言伯交了差后就返回淮安了。

在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有些绍兴人硬要说是绍兴的王子余受周贻赓委托到淮安将周恩来接出并在绍兴住了一年然后才送往东北，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王子余虽也是周恩来的堂姑父，但无论是清朝时代还是民国年间，王子余的官做得都比周贻赓、周贻谦大得多。1908年8月，王子余已经当上了浙江省咨议局第一届议员，后来又升任知县，周贻赓、周贻谦怎么会托一位在绍兴官阶比他们俩大得多的姐夫去做接送自己侄儿的事呢？而且，绍兴、淮安再到东北有数千里之遥，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王子余不可能离任那么长时间。另外，周恩来又不是孙悟空，能七十二变。不可能既在绍兴又同时在铁岭上学，而他到铁岭上学是有老师、同学佐证的，档案也是有记载的。1962年周恩来自己视察铁岭时还说过铁岭是他的第二故乡；另外笔者当年采访周贻谦的孙女周保庄时，曾听周保庄回忆说：“……伯父问了一些农村情况，谈了一些铁路上的事情之后，他老人家又向我们谈起了家史。七伯说：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官僚的大家庭。讲到这里时，七伯拧起他那双浓眉，态度很严肃，‘封建官僚的家庭根子可厉害了！’这时，他看到我们都有些拘谨，马上又换了口气，风趣地对贫农家庭出身的、我的丈夫张中平说：‘你娶保庄这个官僚家庭出身的小姐怕不怕？’中平笑着并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不怕。’七伯听了立即哈哈大笑起来，气氛也顿时轻松了。紧接着七伯又说：在我12岁那年，我三伯周贻谦说我很聪明，要带我出去上学。就这样把我带到东北铁岭，在那里的银冈书院读书，后来又到沈阳和天津上学。然后，就问我：‘保庄，你知道我三伯是谁吗？’我马上回答说：‘我知道，就是我爷爷！’七伯听了高兴地笑了。”

还有，1939年周恩来在绍兴拜见过姑父王子余，他们相谈甚欢，周恩来还给王家包括王子余在内的十多位亲属题词祝颂，唯独没有提及当年王子余送他去东北的事。如果1910年真是王子余把他从淮安驸马巷接出，带到绍兴，再从绍兴送到东北的话，那么时隔29年，他们两位当事人能没有一点回忆？！

写史必须以史实为据，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的杨明伟研究员，2018年在天津曾当面向笔者表示，他特别认同笔者提出的“是王言伯而非王子余带周恩来离开家乡到东北”的这一观点。

周恩来去东北走的什么路线？

前不久，我从《淮海晚报》上读到了周恩来1910年去东北的专题文章，配合这篇文章还发了一张周恩来离家去东北的示意图。大体上是从淮安、徐州、济南、天津到沈阳的路线图。2018年底，徐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司云胜同志在写作《周恩来与徐州》时，开始他也认为，周恩来第一次路过徐州是1910年他离家坐船北上，经过徐州。其实，周恩来那次去东北不是这么走的。

王言伯将周恩来送到浦口后，周恩来与生父周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三伯父周贻谦会合后，第二天就从浦口上船去了上海，在上海稍作停留后就又登上了海轮直达奉天的牛庄（今营口），从牛庄换乘小火轮到奉天省的铁岭县马蓬沟上岸，然后步行到铁岭县城。

周恩来当时为啥要走这样一条线路呢？一是大运河久用不疏，又适逢冬春枯水季节，航路不通；二是当时二伯父周龢鼐住于上海，周贻谦要找他这位堂二哥借点款、要点钱；三是周贻谦在铁岭税捐征收局的下属中有一位欠款较多的人，他的家就在牛庄，他也要设法从那里走一下，以想法归还这笔国家款项。

有一个事例也足以证明周恩来是从淮安乘船南下而非北上。

1959年国家疏浚京杭大运河时，交通部原设计的施工方案是拆掉高邮宝塔，但有关文物部门不同意，最后只好把方案送呈西花厅，请周恩来总理最后定夺。

周恩来在看了施工图纸后，说：“高邮宝塔很美，小时我离家去东北念书时曾见过一次，应该遵照文物部门同志的意见，把它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由于有了周恩来签批的意见，高邮的宝塔才得以雄立在大运河河道中的岛上直到今天。

伟人周恩来的离家“奔向春天”距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我们回顾他的这次离开家乡，是有着诸多耐人寻味的思考点的，也解开了有关伟人周恩来和他家庭的许多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