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1971年中美解冻的乒乓外交国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开国总理周恩来与中国“国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佳话故事却是社会上少有人知的。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原周恩来办公室的西隔壁房间里,有一张乒乓球桌。我们都知道,周恩来从投身无产阶级革命那一天起,总是奋不顾身地为革命事业操劳。新中国诞生后,他又被任命为开国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于是社会上有人就称他是“全天候的总理”。因此,周恩来哪有时间去参与打乒乓球等其他运动项目呢?
据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梅行同志回忆:
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总理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我和许明就成了可以谈心的朋友。有一天下午,总理值班室通知我去西花厅,总理正在和许明等人打乒乓球。总理向我交待工作以后,我就到许明那里,问她为什么总理竟有时间和他们一起打球。她沉默了一阵,反问我:“你难道不知道他现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吗?”随后她又说,他们不忍心看着总理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才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的。我看了一下她那憔悴伤心的脸,无言地同她告别。
因为工作关系,笔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上百次地进出西花厅。据西花厅工作人员回忆,周总理在中央南宁工作会议后,就不管经济工作了,那时他是非常痛苦的。许明是位非常能干也非常细心的女干部,她当时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所以经她一手安排,西花厅里才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打乒乓球的声音。同时,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还告诉我,当时乒乓球桌并不是一直放在总理办公室西隔壁的。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兼俄语翻译马列同志对笔者说,中央打算让陈毅当外交部长时,一开始就在总理办公室西隔壁办公,以便就近向周总理请教。直到中央明确他任外交部长后,他才去外交部办公。那么那个时候乒乓球桌是放在前客厅后边的。当时,西花厅的乒乓球桌是比较简陋的,直到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办后,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把我们夺得男团冠军的桌子送到西花厅,才体面一点,好看一些。
说到这里,您该知道西花厅里那张乒乓球桌和周恩来打乒乓球是怎么回事了吧?
爱好乒乓球运动的人都知道,我国有一个红双喜牌乒乓球运动器材的系列产品,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叫红双喜牌,这个喜庆的名字又是谁起的。
那还是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西德的多特蒙德举行。在男子单打进行到半决赛时,首次参加世乒赛的我国选手容国团战胜了日本二号选手星野展弥,而日本的头号选手、原世界冠军获村伊智郎也被匈牙利的36岁老将西多打败。这样就由容国团和西多进入决赛。结果,容国团不负众望,打败了西多,夺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那也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竞技体育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消息传来,举国欢庆。
中国乒乓球运动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令世界乒乓球界刮目相看。于是,世乒协理事们便开会决定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放在中国的北京举行。
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那是我们新中国的头一回。我们必需要有自己的乒乓运动器材。经国家体委请求周恩来总理,他指示,由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的上海来当此重任。上海方面也很快研制出符合世乒赛比赛质量要求的乒乓球、乒乓球拍和桌子。于是国家体委和上海市委在向周恩来汇报时,便想请周总理给这批新研制出的乒乓球运动器材起个品牌名字。周恩来不假思索地说:今年是我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容国团又夺得了我国体育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刚好是双喜临门。我看就叫“红双喜”牌!
我国乒乓球运动器材的红双喜牌系列产品就是这么来的。
第26届世乒赛是1961年4月在我国首都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比赛结束,中国乒乓球队取得了男子团体和男女单打三项冠军。那时,我们没有电视看,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现场由播音员直播的。我们在学校里只要不是上课时间,就站在大喇叭下边听。我至今都记得男子团体是中国对阵日本。其中徐寅生对日本的星野展弥的那场比赛,徐寅生跃起扣球,整整扣了十二大板,才拿下一分,听得我们直呼“过瘾”!
比赛结束后,周恩来特意在西花厅家中宴请取得优异比赛成绩的中国乒乓球队。吃饭时,周恩来让获得男女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和邱钟惠坐在他的两边,边吃边聊。周恩来一边把他自己最喜欢吃的家乡菜红烧狮子头夹到邱钟惠碗里一边说:“小邱呀,你知道吗?你虽然拿了世界冠军,可是我算起小分来,你还输人家高基安两分呢!”高基安是匈牙利的著名女选手,女单决赛就是在邱钟惠和高基安之间进行的。
我们那时要想获取体育比赛结果,只能从广播里听到,要不就要等两三天后才能在报纸上看到。因此,我认为周恩来要操劳国事,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去计算一场比赛的每局比分呢?直到我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后,就此事请教了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成老告诉我说,小邱打决赛那天,总理刚好去钓鱼台会见外宾。会见结束后汽车刚开出国宾馆,总理就叫:“老杨,把收音机打开,听听乒乓球比赛。”这时,正好是邱钟惠和高基安比赛刚刚开始,于是,司机老杨师傅(杨金铭)就尽量减低车速,让总理清楚地听。汽车开进西花厅车库了,总理还在聚精会神地听。直到比赛结束了,总理才下车,笑着说:“小邱赢了!”这就是说,周恩来在听播音员解说时,他听得是非常认真的,连每一局球的小分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因此,说周恩来心细如发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1998年2月28日,为纪念周恩来的百岁诞辰,邱钟惠随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来到淮安。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广场上,已经年过六旬的邱钟惠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热泪盈眶地说:“周总理夹给我吃的那块狮子头比金子还珍贵!”“我真的想不到,他作为一国总理,有多少国家大事要他操劳?可是,我与高基安比赛的每局分数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他却能记的那么清清楚楚!”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先后访问亚非欧14个国家,被当时世界外交界称为“行程十万八千里”的外交友好访问。
还在1964年周恩来访问欧洲的阿尔巴尼亚时,他就得悉即将去访问的西非国家加纳发生了行刺总统恩克鲁玛的事件,一时使这个西非国家的国内形势很紧张。因此,无论国内还是随周恩来出访的人员都希望他不要冒险去加纳访问。但周恩来认为,加纳是个比较小的国家,却能够坚持反帝反殖,与我们中国友好交往。这本身就有着重要和重大的意义。现在,他们遇到了困难,更期望能得到我们的支持。所以,周恩来在派了先遣人员实地考察了加纳的政局后,仍坚持前往。
由于周恩来能冒险访问加纳,这令当时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非常感动。他真正把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当成了自己家里人一样看待。不仅让周恩来他们参观他住的城堡,还破天荒地领着周恩来一行上楼参观他的住处。在非洲,有一个外人不能目睹自己妻子容颜的风俗,但是恩克鲁玛却破例的在他住处,让周恩来他们见了自己的妻子。据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告诉笔者,恩克鲁玛的妻子是埃及的白色人种,长得十分漂亮。她生的孩子是可爱的黑白混血儿,棕白色皮肤,看上去也非常美丽。
周恩来和总统一家人小叙片刻之后就从楼上下来了。这时,周恩来突然发现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乒乓球桌,他想到恩克鲁玛总统被刺后心情还比较紧张,一定要设法缓解他的紧张情绪,于是就主动提议他要和总统打一场乒乓球。和周恩来一起出访的陈毅同志自然心领神会,便自告奋勇地说:“好!我来当裁判!”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当副裁判兼捡球员。于是,世界上一场极其罕见的由两个国家首脑之间的乒乓球比赛开始了。
周恩来右臂受过伤,伸不直;恩克鲁玛刚被刺客行刺,右手腕上还缠着白纱布。因此,这两人不够高明的球技不断引发在场人员的笑声,这使加国总统被刺以来的总统府内第一次有了轻松愉快和欢乐的气氛。
这是周恩来早期就使用的乒乓外交。他使用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既加强和发展了中非友谊,也缓解了当时加纳国内的紧张气氛。
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锦赛上取得好成绩之后,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我国男队一举夺得团体、单打、双打三项冠军,女队却成绩平平,一项冠军也没拿到。为了帮助女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身水平,早日取得大赛的好成绩,国家女队就于1964年9月28日请男队主力队员徐寅生到女队作《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报告。
早在徐寅生讲话的前六年,也就是1958年,我们的党中央就已在全国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毛泽东主席号召,大家要打破哲学深奥的神话,“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笔者清楚地记得,由于这一运动是在毛泽东主席号召下进行的,当传达到农村基层时,干脆就变成了学哲学、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笔者1965年就曾获得淮安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称号,并到县里参加过经验交流会议。
这样,当时徐寅生的讲话首先受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的重视,他不仅一口气读完,而且批写了1300多个文字,称赞徐寅生“确实讲得好”。接着他又把徐寅生讲话和自己的批语一并呈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收到徐寅生讲话等材料后,又立即批示将“徐寅生讲话和贺龙的批语”印发给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请他们回去以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于是,《人民日报》1965年1月17日刊发了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相关内容。
周恩来在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即将毛泽东的批件转交贺龙,还称赞说毛主席批的话有“千军万马的力量”。贺龙收到批件后,便亲自到中国乒乓球队宣传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总理的指示,给中国乒乓球队和整个体育系统以极大的鼓舞。结果,1965年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娜举行的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获得男女团体等五项世界冠军。尤其是女子团体比赛,先由梁丽珍、李赫男两名直拍选手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就在日本队花费精力研究如何迎战中国这两位直拍选手时,中国女队在决赛中却突然上了两位削球手林慧卿和郑敏之,打了日本队一个措手不及,结果中国女队以三比〇完胜日本队。
1991年,笔者曾见到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他告诉我说,在我们总理办公室,喜欢打乒乓的人很多,大多都是为了办公累了活动一下身体。当年,总理宴请我国乒乓球世界冠军时,有的人还和世界冠军庄则栋他们在西花厅过过招。这既是荣耀,也是一种鼓励。所以,西花厅里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工作之余、下班之后,那乒乓桌上常常是“乒乒乓乓”声不绝于耳。
打乒乓球的人多了,水平也有所提高了,有人就建议,在西花厅里也举行一次乒乓球比赛。童小鹏同意了。他利用一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机会还把这事也向总理说了。周恩来一听也非常感兴趣,不仅完全同意,还表示,届时他也想看一下冠亚军决赛,还要为获胜者颁奖。
在童小鹏主任的主持下,一个不为外界知道的西花厅乒乓球比赛就在总理办公室旁边的乒乓球活动室开展了。如果遇上周恩来在家办公,他们就把乒乓球桌抬到前边比赛。当然,这个乒乓球赛事只有男子单打一项。由于此项赛事受到总理的关注,所以报名参赛的人也比较多,开始实行单循环赛,获胜者再进入复赛,最后的两名获胜者是王甲芝和高振普,这两人进入决赛。
决赛是在一天下午进行的,因为这天周恩来有空看比赛。高振普是济南公安干校毕业后再经过培训调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的,身体素质比较好;王甲芝当时是总理办公室外事组的机要干事,球技很好,但年龄比高振普大五、六岁,身体素质也不如高振普。所以他俩比赛前,多数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认为王甲芝获胜的可能性要大些,因为毕竟打球要靠球技。果然不出所料,比赛一开始,高振普以守对攻,但经不住王甲芝的凌厉攻势,第一局高振普很快就输掉了。
第二局开始后,高振普因为已经输掉一局,反倒没有了紧张情绪,专心防守,以致王甲芝要赢一球都得经过反复扣上几大板,有时还扣失误了。很快,王甲芝的体力渐渐出现了问题。观看的人群中有偏向王甲芝的人就喊:“小高的战术是拼体力,王甲芝千万别上当!”王甲芝的体力本来就不如高振普,他得分的手段就是靠进攻扣杀,不进攻他怎么能赢呢?倒是高振普听了观众的这句提醒的话之后,受到了启发。他索性用放高球和左右吊球的方法让王甲芝左右奔跑消耗体力。结果,王甲芝终因体力不济,连续输掉了后两局。高振普获得第一名,王甲芝第二。
比赛结束后,周恩来说,论技术,小高的技术没有王甲芝好;论体力,小高又比王甲芝强得多。他是用体力拼下了今天的比赛。所以,今天的奖品不能只有一份,应该给他们两个人都发奖。就这样,周恩来把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一个带有克里姆林宫图案的温度计发给了高振普,作为冠军的奖品。邓颖超同志又拿出一套精致小巧的酒具发给了王甲芝,作为亚军的奖品。
高振普将军曾对笔者回忆说,周总理那天兴致很高,还让工作人员当场在乒乓球台上摆下几盘杏仁、花生,拿来一瓶茅台酒,为西花厅这场乒乓球赛的圆满结束而干杯。
至于1971年的“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的事,那是毛泽东、周恩来珠联璧合的外交杰作,社会上已广为人知,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