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区老科协    王忠珍

50年前，“赤脚医生”这个曾经响（享）誉世界、震撼中国的名称，它将穿越时空，成为全中国老一代人记忆中的往事。“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对贫穷的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普及、推广、发展曾经做出了不可磨没的历史贡献。

                          背    景

建国后，广大农村由于百年来的积贫积弱的底况，农民除了缺衣少食，更是缺医少药。从民国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数亿农民由于没有村医，基本上小病强忍、大病等死。我的家乡，一个绿草荡边的贫穷村落，就和大山里的原始村落一样，解放后，我们记忆中的二、三十年岁月中农民医疗资源几乎为零。当年高舍村，农民生病了，能忍则忍，或找巫婆、仙姑（俗称“香头子”），亦或搞些宗教迷信玩艺儿。大病，重病万不得已就去毗邻的宝应县西安丰镇上找一个叫梁梦舟的“名”中医诊脉。卖上几十斤粮食换回几付中药。这位中医因为“物稀为贵”，而传为“名医”，其实也是庸医一个，曾经把一个怀双胞胎的孕妇“搭脉”说成是“鼓胀病”。再说中药价钱，他的嘴就是价目表。其时，民间口头禅：“黄金有价药无价”。我的父亲曾经找梁看过一次病，但至死也不知是什么病。1960年暑假，我在家，亲眼看到我的一位堂嫂，仅仅因为蛔虫阻塞胃肠道而毙命身亡，年仅38岁，丢下四个未成年孩子，最小的才几个月。1968年春天，我的一个侄媳上河工着凉感冒，因未得到及时休息治疗，引发肺炎，虽去公社卫生院抢救，终因延误了治病时间而一命呜呼。这两个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本不该死亡的小病，因农村缺医少药而导致人命祸事。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婴儿的死亡率从民国以来，一直居高不下，婴儿破伤风，屡见不鲜。农村俗称：“七朝风”，因为破伤风杆菌感染后潜伏期就是七天左右。都是由不懂卫生消毒的乡村土接生婆们用生了锈的剪刀，镰刀割脐带导致的。农民又不懂科学常识，见怪不怪，死个婴儿视为家常便饭的事。虽无调查统计资料，粗略估算，当年婴儿死亡率至少高达50%左右。高舍村医韩长英，其母生过7个子女，活下来就她一个独苗。笔者母亲生了11个子女，也死亡4人。至于产妇得破伤风死亡的也时有发生，只是当年人们不懂不识。我的大舅母就是产后破伤风死亡的。那时，人们统称为“产后风”。

这种农村严重缺医少药的状况，毛泽东了如指掌。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对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医生放到农村去，要像华佗、李时诊那样在实践中提高医疗水平。他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到农村，重点在农村”。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城市到农村去的医疗队多起来了，中西医结合特别注重于用针灸、中草药为农民治病的“赤脚医生”在广大农村大批成长起来了。（文自2020年4月13日《北京日报》）。

中国第一个为劳苦农民服务的天使是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王桂珍，因为她一边种田，一边为农民医病，所以取名叫“赤脚医生”。1968年9月毛泽东看了《人民日报》等大媒体介绍王桂珍事迹后，特地题写了“赤脚医生就是好”的七个大字。一下子，王桂珍风靡全中国，1969年9月，王桂珍参加了共和国20岁生日活动。并代表上百万中国“赤脚医生”参加了第27届“世卫”大会，后来拍成电影《赤脚医生》，1974年6月26日国家邮政部发行了4枚“赤脚医生”邮票。

而几乎与王桂珍同年代齐名的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谭祥官于1964年即成为村“赤脚医生”。并于1966年8月10日领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挂牌《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报导了谭祥官创办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赤脚医生”谭祥官一夜红遍中国、红遍世界。谭祥官4次受毛泽东接见，并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几次出国访问作报告。

世界对中国的“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崇备至。“世卫”、“世行”和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等许多国际组织多次赞誉和褒奖。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特地来中国拍摄《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纪录片，对赤脚医生在农村预防传染病，宣传卫生保健知识，就地取材采集中草药，用传统中医针灸，拔火罐等疗法为农民解除病痛的采访镜头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报导。在那风云诡谲的年代，中国赤脚医生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信和豪迈的声音，穿透整个世界。“世卫”官员来中国考察，把中国的以赤脚医生为主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是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联合国至今仍在贫困地区推行中国这种医疗模式。上海、浙江中医学院，浙江中医研究所等单位编撰的《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成50多文字，在世界流行，至今仍在销售。直到1991年2月4日，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先生代表世卫组织向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颁发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金质奖章。

当年中国150多万赤脚医生和90%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改变了当时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对农村传染病预防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等起了相当积极作用。极大地普及了农民卫生保健知识。农村人口病亡率，婴儿死亡率快速下降，人均寿命显著提高。

淮安区车桥镇高舍村当年一代村医韩长英等三两个“赤脚医生”就是在那个年代应运而生。

50多年前的“赤脚医生”和“农合”制度为什么能在国内外如此炽热推崇？让我们回头看看韩长英等高舍村第一代村医们是如何为农民服务的。

苦   学

一九六九年，经高舍大队会计贺寿高同志推荐，21岁的韩长英正式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下简称“赤医”）。由于高舍大队有十六个生产小队，面积大，人口多，紧接着范文先、贺其成以及后来的贺寿安、贺其兵也一度成为“赤脚医生”。韩17岁始，当生产队卫生员，有一定的卫生知识基础。这批“赤医”受泾口公社卫生院分批次1—2月时间的专业培训，经县卫生局统一考试考核合格后，由县卫生局发给“赤脚医生”证书和后来的乡村保健医生上岗证书。

上岗后，以后的每年泾口公社卫生院中医顾天培为首的两三个中西医生讲授农民常见病的普防普治基础知识，农村饮水卫生、粪便管理、以及中医针灸、拔罐、中草药采收应用常识。如伤风感冒、外伤处理、肠道寄生虫、疟疾、抗痨、预防小儿麻痹、天花等等。让农民在治病中不花钱和少花钱。

当年，社员群众每人每年仅缴1元钱医疗费，不足部分由村集体补贴。看病时每张处方收5分钱挂号费（交公社卫生院）。其余不花分文，这种“农合”制度温暖了农民20年。

韩长英等“赤医”就这样背着保健药箱走村串户上门为农民防病治病。虽说是保健药箱，也仅仅是几块纱布，消毒用紫药水，红汞，酒精，几片阿司匹林，体温表，听诊器等。当年挂水用葡萄糖盐水十分紧缺。后来才发展到应用青霉素，庆大霉素等抗生素注射、挂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社卫生院给各大队卫生室配发的药物品种、数量逐渐有所增加。韩长英为了熟练掌握农民常见病的防治知识，技能，除了在公社卫生院培训期间刻苦、认真听讲、实习外，回家后夜晚还挑灯夜读《“赤脚医生”手册》，《接生员手册》以及公社卫生院油印的《赤脚医生培训知识》等医卫知识。反复练习针灸技能，熟读常用中草药功效知识。让许多“赤医”应该掌握的卫生知识耳熟能详。该背诵的知识，韩长英像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样背诵。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应用。有时还独自一人去公社卫生院“开小灶”，把平时遇到的疑难病例去请教有关医生。

不久，公社卫生院根据县卫生局指示，各村要培养一名接生员。韩长英成为高舍大队当然的培训对象。从业后，她胆大心细，不久即成为合格的村接生员。

由于韩长英刻苦认真学习，忘我为农民服务，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知识，每次在县公社卫生系统对“赤医”，接生员考试考核中，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得到卫生主管部门的认可和赞许。业精于勤，术熟于钻。经过两三年后，尽管高舍大队几名“赤脚医生”不时的被调配、淘汰，而韩长英成为高舍大队不可或缺的村医和接生员。村里谁有病了，首先想到是赶快去请韩长英。

尽   职

“赤脚医生”很辛苦。

韩长英是家中独苗，是父母掌上明珠。可她却又是高舍大队“女强人”之一。十二三岁放鸭子，十五六岁即参加生产队集体劳作。收割、栽秧、拉犁、推河泥等等男子干的活，她从不示弱。大队干部就是认准了她肯吃苦，吃得苦，又是初中生，所以举荐她当村医。后来虽然大队卫生室有村医三人，但她是主心骨，既当“赤脚医生”，又当村接生员，监管卫生室药橱。

起初，卫生室没有房屋，韩长英和大队干部左磨右泡，要求解决卫生室房屋。先在七队队房，后来房子墙倒屋塌，搬到十一队公房，和知青在一起。1976年闹地震的当儿，为了“安全”，韩长英干脆在自家地震棚里设个卫生室。最后才落脚到高舍供销社边一间公房里。

所谓卫生室，也就是一个药厨，放上简单的少量的公社卫生院发放的几种药品。三个人合用一张办公桌，每人占有一个上了锁的抽屉，因为有挂号费存放。虽然一张处方5分钱，但公社卫生院要定期按处方接收现金。

村医主要任务是三个。

一是24小时待命出诊。韩长英是女同志，但出诊她是首当其中。群众信任是一方面，主要是她是性情中人，爱说爱笑，总是春风满面。幽默又麻辣生香，有趣又通情达理，农民喜欢他。

二是防病宣传，普查阻击预防传染病。例如当年按县政府统一要求，阻击二号病（霍乱）流行，他们就如今天的阻击新冠病毒疫情一样，成为全大队阻击疫情的骨干。防治疟疾，抗痨，普查肠道寄生虫，夜晚上门采血查治血丝虫病。当年农民得了钩虫病，得不到治疗，贫血面黄，无力干活，被贬称为“黄病”或称“懒黄病”。其次比较普遍易感的疟疾，农民不懂科学常识，得了疟疾，寒颤发抖，认为是鬼神作怪：“大老爷”上身了，有人家用桃树枝挂在门前“辟邪”。

韩长英等村医有时集中，有时分片负责向农民普及防虐知识，发放抗疟药物，带着热水瓶夜晚上门给村民服用抗疟药。

深入到生产队哄小孩服预防“脊灰”（小儿麻痹）疫苗的糖丸子（二型三价减毒活疫苗“DPV”）。

因为许多村民缺乏卫生防疫防病意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抵触他们的防治工作。他们苦口婆心劝说、讲解，用自己朴素的农民固有纯良本性诠释使命担当，体现出应有的人性温度。完成了当时农民看不到，摸不着、事后显现益处的大事。

三是采收路边，湖荡里的中草药，用于村民的防病治病。

在泾口公社卫生院中医顾天培先生的指导下，他们不失时机的采集野芹菜、紫花地，荷叶、玉米须、荠菜、茅根、艾蓬、野菊花，马齿苋、蒲公英、臭椿、车前子……。有一年在七队社场上晒了大堆的草药。贫困岁月，农民病多，他们用这些中草药给村民驱除肠道寄生虫，治疗痔疮、“疮㾮疔毒”、跌打损伤等外科病，以及腹泻，风寒感冒，风湿，腰腿疼痛，妇科病，老“慢支”肺病等等。有时生产队集体大锅熬汤药，给社员群众喝。一般情况下，很少用到西药，也没有那么多西药给她（他）们用。后来社员群众可以用到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四环素等抗生素了。

所有这些平平常常的乡村农民疾（疫）病的防治工作，经韩长英等人日积月累的艰苦细致工作，大大增强了高舍村民的卫生意识，逐渐摆脱愚昧无知，向文明进步迈开步伐。大大减少了村民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和治愈率，杜绝了婴儿死亡率。

在高舍大队三个村医中，韩长英最为辛苦劳碌。她有双重任务，应诊、出诊、加上为产妇接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舍村，16个生产队，670多户，3000多人分居于10个自然村落。本来地处绿草荡边，水网密布，沟渠纵横。当年清一色的泥泞小路，小桥多，沟坎多（当年农民做梦也不会梦到将来会有水泥路、路灯）。白天行路尚且步步为艰。何况夜晚出诊，接生。一把手电，一只药箱是韩长英的随身宝，只要有人请出诊，24小时，风雨雪无阻。村民习惯了让“赤医”上门看病，白天也少有人去村卫生室就诊。除了平素的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的小伤小痛的正常出诊外，韩长英她（他）们还应付着本不是村医能诊治的大病例。

有一年夏天，夜里韩长英要去十一队胡玉琢家为其妻接产。天正要下雨，她穿着胶鞋，在泥泞的小路上独自一人向胡家走去。突然一个响雷，她吓的猛地跌倒在河边，出诊箱被摔到河里去了，有些药品盒子也漂在水面上，手电筒不见了，自身快落水了。她迅疾爬起来下河打捞出诊箱和药品。河水漫到她胸部。万幸的是从小在水荡边长大的 女人，几乎人人会游泳。韩长英是不会被淹死的。打捞起药箱，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她头也不回的走向胡家，，为产妇顺利接产了婴儿。天快亮了，她才回到家。在她下水捞取出诊箱的时刻，她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往往缺乏这种能力。冒生命之危解除别人的苦痛，这是天大的善事。韩长英坚守为村民服务的从医初心，是良知。良知是一颗光明之心，听从光明之心的指引，就可以在惊涛骇浪中获得从容与安宁。

谈到为高舍大队育龄孕妇接生的故事，用韩长英自己的话说：“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在未实行计划生育前，她每年接产婴儿50个左右；“计生”后，也还要达到20个左右。高舍村南北相距七八里之距，那时没有自行车，奇怪的是孕妇生孩子大多是夜晚，要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这接产比看病责任尤为重大。要真正做到不分白天和夜晚，风雨雪无阻，随叫随到，最多一夜她连续接产4个婴儿。在20多年里，她接产婴儿400多个，除了胎死腹中的3个婴儿外，婴儿成活率百分之百，产妇无一人得产后病。还要亲手在规定的时间内为婴幼儿种上牛痘，注射有关防病疫苗。她有一本厚厚的婴儿出生记录簿，因为凭她的记录要去公社卫生院报户口。许多婴幼儿的乳名，主人都是请她随口起的，至今觉得饶有趣味。

十四生产队贺怀仁（化名）妻子“生产”，死胎，胎儿脚已露出体外；另一次六队朱大为（化名）妻子“生产”也是死胎，这是性命悠关的大事，贺、朱家就是不送产妇去公社卫生院。因为路远，交通不便，最为难是没有钱花。在这种情况下“危险之际，爱而从之”，勇敢的韩长英凭借熟练的接生技术胆大心细，硬是把死胎拽出来，产妇安然无恙。假如到乡镇卫生院，首先考虑的是住院剖腹产。在那个一个劳日工分收入只有几毛钱的年代，韩长英为产妇家解忧解困。

有一年11队胡夕国弟弟夏天到粮站卖麦中暑，回家后，人已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再去乡镇卫生院救治，从时间上讲已是不可能的事。于是韩长英和贺其成两个村医拼尽浑身解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全力应用科学的治救中暑之医法，从中午一直抢救到午夜，终于使病人起死回生。

16队汪恩太（化名）治虫农药深度中毒，也是命垂一线，患者家属死也不肯送医院救治，也是韩长英伙同贺其成竭尽所能，终于使患者转危为安。

还有多例抢救溺水儿童，从死神那儿夺回落水儿童生命的故事。

此类事，原本不是一个“赤脚医生”能承担的医疗大事件，但是由于高舍村偏僻，她们硬是“逼上梁山”，“实践出真知”无所畏惧地应诊而且干得很好。

笔者采访中问韩长英：“当年你是卫生员，又当接生员，苦不苦？怕不怕？”她说：“怎么不苦呢？夜里出诊回家，浑身骨头都散架了......。但不知害怕。那时年轻气盛，胆大心细。救病如救火，群众一喊就去，特别生小孩的事，一刻不能耽搁，人命关天。”

我想，这就是医者仁心。大医有大爱，乡村医生亦有仁爱之心。大医和村医一脉相承，都有悬壶济世之心之德。凡是怀有慈悯之心的医生，无论是城市大医院的专家、护士，还是乡村卫生室中“赤脚医生”，都在同一尺度上闪光，不可小觑优秀的村医。

 向   善

三国诸葛亮文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韩长英担当高舍村医三十年时间内，把当医生的慈悯心、向善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出诊时，上面规定收挂号费5分钱，有人家不给，或把一个鸡蛋（当年一枚鸡蛋值8分钱），如果鸡蛋不小心坏了，韩便自己赔付乡卫生院这5分钱。1985年后，农民看病要付20%药费了，多少人家不肯把，说“欠你的”，那当儿，一次出诊药费至多2—3元，有人家拿不出钱来，记着欠帐，事后，韩也羞于讨还。挂针时，村医是不可能离开病人，要等上一、两小时，该付的20%药费有时尚且拖欠着。

在接产中，韩长英拯救过两个婴儿生命。十队胡怀仁（化名）妻子生个孩子因胎衣厚，包裹胎儿超时，婴儿生下后，处于濒死状态。因为是女孩，产妇的婆婆及母亲都悄悄和韩说：“女伢子，不要了”，示意韩不救治。韩长英斩钉截铁的说：“不救，让她死，这是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我不做”。她全力以赴救活了这个女孩。同样是十队张爱富家生了一个孙子，早产，加之营养不良，生下后，婴儿如死胎一样，产妇家中人丧失信心说：“撂了算了！”韩长英不甘心，她采用数个空盐水瓶中注上热水，偎在婴儿身边，用棉衣包裹着，代替了大医院里的早产婴儿的恒温箱。经一整夜折腾、守侯，终于救活了这个男婴。

斗转星移，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这两个被救活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胡家那个孩子乳名小姜子。有一次从洪泽婆家回村探亲，在胡家门前巧遇韩长英，她母亲直言不讳地说：“小姜子，你的命是大姑奶奶救的，你这一辈子不要忘了恩人韩大姑！”

且不讲唯心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切善良的思维，都会落实于具象的行动。韩长英救活了两个婴儿，折射出韩长英的爱心、同理心。给她的人生浓墨重彩地添加了仁义的辉煌。也是仁者爱人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农村妇女灵魂中扎根的体现。一个人有了向善的信念，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人怎么活？怎么为？答案全在自我选择。

无    悔

我家所在的高舍大队（村）十六个生产小队。每一条泥泞的乡村小路都留下了韩长英的足迹。作为第一代村医韩长英，家有两个老人要赡养照顾，丈夫又在城里工作，幼小的孩子待哺育，这都给她从医生涯带来巨大压力。她跑遍了全村家家户户（俗说，“谁吃了五谷不生灾子”）。当年报酬有多大？现金补贴为零，和全国千万个“赤脚医生”一样，就是在生产队拿取工分报酬。每天最多按出满勤10分工（一个劳日）计酬。农忙时还得参加收割等劳务活，分田到户后，自家责任田要种，保健箱放在田头，有村民生病，还得随喊随到。那时，一个劳日韩长英所在的10队，是六角钱左右，贺其成所在的11队四角钱。他们无怨无悔。当村医是她（他）们曾经的希望，也是当年的慰藉，她（他）们只想守住这份慰藉。所以干这份工作，坚守初心，全心投入。在贫瘠的土地上，用他们淳朴的初心，无处不在的良知，不尖端却又简单实用的医术为农民解除病痛。

从“赤脚医生”到1985年换了“乡村医生”名称后，她（他）们活跃于高舍村30余年。全村3000多人的常见病“大老爷”（疟疾）、“黄病”（钩虫病）、“麻子”（天花）、小儿麻痹（瘠灰炎）、“大粗腿”（血丝虫病）等绝迹了，“痨病”（肺结核）、肝病罕见了。伤风感冒，风寒疼痛等懂得自家找点随手可取的草药治疗了。事实胜于美丽的颂辞。

医疗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调合剂，韩长英等几位村医因为是农民，他们理解农民生病的心情，她（他）们参与了乡村情感，和村民形成了融洽亲和的医患关系。在那种国家贫穷，农民贫苦、生病人多，医务人员奇缺的历史条件下，她（他）们成了农民的普世救星，生命的守护神，备受村民敬重。

三十年的村医岁月，如今的韩长英，银丝和皱纹已悄悄地爬上她的头面部，和全乡所有第一代村医一样，现如今每月拿900多元生活补贴，和她当年的劳务、劳心付出似乎“有失公允”，但国家这么大，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世事本来就没有绝对平等公正。“命论终身，运在一时”，韩长英认命，无悔一生。值得她精神慰藉的是高舍老一代人永远不会遗忘她。

结   语

“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1964年出现的农村新型医疗卫生休系。它不是官方制造的时代政治产物，它和“文革”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是“文革”期间内，中央大媒体助推了这两个新生事物。1964年以后，“赤脚医生”是农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而农民合作医疗又是随着中国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赤脚医生”这个名词没有也不应有“文革”的伤痕记忆。

其实，在我国3000年的农耕社会，类似“赤脚医生”这种形式的乡村医生，早在黄帝内经之前，在扁鹊之前即有乡村医生。那个年代称为“铃医”，肩背药箱、手摇铃铛、有的还提着虎掌，走街串巷，游乡串户为乡村百姓治病。到了宋代这种村医相当普遍，笔者赏欣过多幅宋代乡村医生为人治病的国画，画得栩栩如生。

自古，农民看病难一直是个社会问题，正经医生都集中城镇，乡村靠铃医以至宗教迷信巫婆治疗疾病，直到民国。

从历史传统上说，中国“赤脚医生”是一种文化现象。农民赞誉为“赤脚走千家，赢得万人夸，中西能结合，风靡向阳花”。什么叫文化自信？凡是一切有益于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创造，包括社会治理的制度在内，都将会沉淀成一种自带流量与信心的文化。在促进人类文明进程的过程中，文化的张力能突破地域的封闭，从区域文化繁衍成世界性文明，“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之所以受到世界上欠发达国家的认可、欢迎、推行，正说明中国农村的这两种医疗卫生制度有强劲的文化魅力。尽管1985年以后，“赤脚医生”和旧“农合”退出了中国农村历史舞台，更名为乡村医生，走向了自负盈亏的医疗之路。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医卫资源的增加，当初美好的“赤脚医生”和旧“农合”制度土崩化解，我们仍然肯定的说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医疗模式在20世纪是一种自信的文化，是一种文明，是一种人文精神。

“赤脚医生”的故事将载入中国乡村史，名垂千秋。

2020年10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