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鸿慈

　　今年中秋节前夕，居住在南京的三哥鸿恩，通过微信，发来了一张照片：他们老俩口站在老宅门前，门楣上悬挂着一块“光荣之家”匾牌，金底红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两位七十大几的老人，满脸幸福。

　　“光荣之家”匾牌最早是党和政府专给烈、军属家庭颁发、悬挂的。是为了彰显军人的尊严、荣誉和社会价值，彰显国家和人民对这个特殊群体的肯定和鼓励。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规定：“尊重并提高烈军属社会地位，予以精神的安慰，如贺功贺喜、挂光荣匾，重要节日慰问、开会设烈军属席等。”此举受到各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迅速落实。

　　因我大哥鸿才、二哥鸿德夫妇均在南京第五军医大学工作，系军队技术干部。我家老宅门楣上，每到春节，街道干部就会敲锣打鼓上门，在门楣上张贴“光荣之家”纸匾。最初是在长条形红纸上用毛笔书写的，后来是在红纸上印刷烫金字。父母对此很看重，年前几天，一直在盼这事。家中从不脱人，随时准备接待街道干部上门慰问。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驻在南京的第五军医大学与驻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合并。大哥、二哥两家随部队西迁。我们姐弟三人随父母留居南京，搬了一次家。当年春节，不见有人上门慰问，张贴“光荣之家”。父母很是郁闷，以为“人走茶凉”。加之他们年事已高，不便去找街道询问缘由。也不准我姐姐和三哥去问，说：可能人家忘记了，到明年再看。

　　明年复明年，还是无动静。我三哥为此愤愤不平：首次实行军衔制时，我大哥是少校副教授，后晋升中校教授;二哥先是中尉，后晋升上尉。一家三个军人，竟然被人“遗忘”、“冷落”。为了让家庭重新挂上“光荣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三哥不惧所征兵种的艰苦，毅然去街道报名，当上了铁道兵。当年春节，我家门楣上，又挂上了“光荣之家”的红纸牌。当晚，母亲百感交集，说：这“光荣牌”是鸿恩用柔弱的身体换来的(因我三哥自小体弱多病，加之铁道兵架桥筑路、开山放炮既辛苦又危险)。不过，堵在父母亲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挪开了。

　　不曾想，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动乱，此类慰问活动自然终止了。父母也无可奈何。 所幸，七十年代中期，社会上一些好的传统习俗在慢慢恢复。尽管我三哥当了七、八年铁道兵后，复原了。但我大哥、二哥他们还是军医，我们家仍是军属。春节前夕，街道干部又会上门慰问，张贴纸质“光荣牌”。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随着父母亲高龄离世，我们家老宅的门楣上，再也没有悬挂过“光荣牌”。每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都会赴南京，与三哥、姐姐家团聚。老宅门楣上原先张贴“光荣之家”的地方，贴上了对联的横批。要知道，那个地方，从来就无横批的位置。

　　去年七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文件将颁发光荣牌的范围扩大至：“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家庭，现、退役军人家庭。”我从媒体上知悉此消息后，将文件精神通过微信，告知我三哥鸿恩，他还将信将疑。我们都认为：这是新时代的又一创举：此项政策有利于营造爱国拥军、尊崇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有利于激励广大退役军人，退伍不退志，退役不退色，永葆军人本色，不忘初心。

　　原先以为，父母早已离世，大哥、二哥也于近几年相继高龄逝世。老宅门楣上再也无缘悬挂光荣牌了。岂知，如今我们家，特别是父母亲那固有的“光荣牌情结”又一次得以圆满实现。父母亲在天有灵，也会倍觉欣慰!

　　新的光荣牌改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统一规范设计，省级人民政府颁发。显得更加尊重。如今，铜质、金底红字的“光荣之家”匾牌，悬挂在众多涉军家庭，已经成为我国城乡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