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忠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喜庆之际，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的必修课”的讲话精神，我虔诚地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有关开国总理周恩来在1949年为创建新中国和开创新中国新局面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第一次”的开创性的奠基性工作的经典史料，发现某些文章和论著有的漏写，有的不准，特别是反映开国前后的某些影视剧张冠李戴，近乎戏说。由于周恩来长期坚持不宣传自己，加之史料解密时间性的种种原因，以致有的被埋没，有的被以讹传讹。为此，依据可信史料，反映历史真实的周恩来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开创的若干个重大的“第一次”，以飨当今和未来的广大读者。

（1）1月8日周恩来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国人“现在站起来了”！

周恩来说的中国人“现在站起来了”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与毛泽东说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伟大名言长期错位，影响甚广。向建国60周年献礼的大制作长篇电视连续剧《东方红1949》，自称为“中国的"列宁在1918’”，竟然违背史实，在开国大典的隆重庆祝会上，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浩大游行队伍振臂高呼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经佐证的史实是：

1、 周恩来于 1949年1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长篇发言中首次说中国人“现

在站起来了！”当历史进入1949年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无疑，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有各大区的许多负责人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中，没有讲中国人“现在站起来了”！周恩来于1月8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重点谈了全国胜利后各解放区工作的统一问题、筹备成立什么样的新中国、什么样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外事工作等建国的重要问题。《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中明白地记载他强调说：“随着大城市的陆续解放，外事方面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在这方面，整个观念要改变。中国人一百年来受帝国主义压迫，现在站起来了。”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七部分讲关于对外政策时说：“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由此可见，除了周恩来比毛泽东早讲40多天外，两人所讲的意思也不同。周恩来从近代史的角度讲中国人“一百年来受帝国主义压迫，现在站起来了。”而毛泽东是从外事方针政方面讲：“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2、周恩来于4月16、17日在北平向民主人士和部分教授作报告，谈国共和谈问题情况时再次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记载：周恩来于4月16、17日先后两次邀集民主人士和一些大学教授谈话，报告国共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1949年4月1—15日举行和平谈判情况，庄重而又豪迈地指出强调说：“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

3、毛泽东在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报道：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民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也都是这样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记载的。现在许许多多的专著、纪实文章和影视文艺作品除了移花接木地把时间从9月21日移到10月1日、把地点从中南海怀仁堂移到天安门城楼上、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变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的讲话，而且把毛泽东讲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改用周恩来五个半月前讲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没有发表讲话，所以就没有说“中国人站起来了”，更没有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据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和《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所记载：开国大典的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没有讲“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更没有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2）1月19日周恩来第一次为党中央起草开创全国外交工作的《指示》

对于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谋划，周恩来早在1949年1月19日，第一次为党中央起草、

经毛泽东审改发出了指导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以至新中国外事的方针政策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一建国前后外交工作的蓝图大纲，首次明确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为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这样，“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束缚”。《指示》强调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这一指示，不仅对建国前的各个解放区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外国专家记者等项都规定了暂行政策。

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师哲的《周恩来同志外事活动点滴》（资料稿）所载，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出后的20多天，即1月31日，斯大林即派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先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处书记会谈三次，后又单独和周恩来会谈一次，所谈内容，主要围绕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和新中国政权、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等重大问题，周恩来重点谈了“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开展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周恩来的这次谈话给米高扬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事后，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来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讲话中也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3）3月中旬周恩来在第一次主持起草开创全国财经工作的《决定》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政权学说，经济是基础，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周恩来为了谋划新中国建立前后的经济工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财政经济工作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第一次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使《决定》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周恩来在3月中旬，夜以继日地主持起草出《决定》稿之后，又主持召开了有各中央局和各前委负责人参加的两次座谈会，对《决定》稿逐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集中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对《决定》稿进行两度修改，并逐条讨论通过。最后于3月20日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审阅同意发出。《决定》分别不同情况，对各地区供给负担的区分、货币发行权限、各解放区财政收支概算的审核、各种税收的管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工业、交通、邮电、兵工及通信卫生材料之生产等问题，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对于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机构，《决定》明确规定：“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并加入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为委员，依靠华北政府各部及其直辖的各省市，进行业务。”这个重要《决定》，是新中国诞生前后发展经济的纲领性文件，为人民新中国的成长、发展、壮大，具有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历史与现实的重大意义。

（4）3月18日周恩来在第一次起草选派著名专家出席世界拥护和平者大会与购买原子核科学研究设备的《决定》

周恩来按照他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精神，于3月22日致电李维汉，同意他提出的增补意见，并指示说：“郭沫若为代表团长必须去。”3月27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高岗电,告知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代表总共40名，所代表的阵营甚广；郭沫若为团长，刘宁一为副团长，钱俊瑞为秘书长。”当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发表了重要讲话说：“此行参加的是一个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大会。因此，在会议期间要以我们的斗争经验告诉各国人民，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危险是可以克服的；在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除它的战争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彻底和平。这样，将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特别是他以瞄准国际科学研究的前瞻目光，批准著名原子核科学家钱三强利用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机会，同意他提出带外汇在法国购买中型回旋加速器等开展新中国原子核科学研究的仪器、图书、资料，“望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买后如何运回。”几天后，周恩来又和李维汉当面商谈落实所需外汇数及支付办法，保证了安全购回,在许多共产党人尚不知原子核是何物的建国前夕，他就为新中国的核工业和航天事业开了先河。

（5）3月下旬周恩来第一次组织指挥党中央进北平的入城式与阅兵式

1949年3月23日上午，党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处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总司令部所在地西柏坡，向刚刚和平解放一个多月的古都北平进发。行前周恩来规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已经有一部分人到北平住在西郊香山一样,三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北平城。临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兴奋地谈笑着。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满面笑容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据阎长林《大决战的日子里》所记，对于到北平后将在西苑机场场举行入城式和阅兵式的有关事项，周恩来部署说：“到北平以后，要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同张澜、李济深、沈均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茅盾等见面。他们过去就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很高兴，急于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关于党外人士的安排问题，我们到北平后还要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进行协商。”毛泽东说：“赞成恩来的意见，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职务。”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涿县火车站坐上专列，向北平进发。在火车上，叶剑英详细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情况。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管理过大城市，但是我们看蒋介石管理大城市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比他们管理得好。”天亮时，火车到达清华园站，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等都在车站迎接。毛泽东等没有在车站停留，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休息，而周恩来没有休息，立即乘车赶去西苑机场，检查当日下午举行入城式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切安排妥善后，3月25日下午5时，在西苑机场正式举行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入城式和阅兵式。叶剑英和聂荣臻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乘敞篷吉普车检阅部队。受检阅的部队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三万多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检阅部队后，接见北平市前来欢迎的一万多名群众代表。然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乘车向张澜、李济深、沈均儒、陈叔通、郭沫若等100多位民主人士的地方开去。下车见面后，一一握手，热情言欢，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周恩来看了看手表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接着相互一一告别，毛泽东等和中共中央机关移住香山。

（6）4月周恩来任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第一次在北平与李宗仁代总统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4月1日第一次在北平和李宗仁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在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日发表了一篇虚伪的、中共和全国人民根本不能接受的求和声明——《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提出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和反动军队等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他假惺惺地表示：“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话头一转，他推脱自己的罪责说：倘若共产党仍不许和，“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为了公开表明中国人民需要真和平、中共坚持实现真和平的意愿，毛泽东于1月14日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反动地方政府和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反动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自此以后，解放军在战场上，继大兵团作战的淮海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天津全面解放。同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长江以北的主力全被消灭，国民党内部矛盾、特别是蒋介石同桂系之间的矛盾加激，逼着蒋介石不得不在毛泽东声明发表后的第7 天，即21日宣布“引退”，退居家乡溪口，幕后指挥。李宗仁担任代理总统的第二天，即22日，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所提出的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23日，李宗仁即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停止进攻。27、28日两天，叶剑英在北平西郊接见黄启汉、刘仲华，进行了交谈，并把谈话情况立即报告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同时在28日，周恩来敏锐地针对李宗仁妄想达到“划江而治”的假和谈活动，致电吴克坚：指示其“向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说明，应坚持李济深等55人1月22日声明的立场，"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2月1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致彭真、叶剑英电，要黄启汉、刘仲华告诉李宗仁：“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就应该迅速同蒋介石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为了实现真和平真民主，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西柏坡，于2月22日会见李宗仁派来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14日声明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根据国共双方代表反复多次商谈沟通后，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与中共代表谈判的代表。29日，南京方面又加派刘斐为代表，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后来又增加了顾问屈武。在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的第三天，即3月26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重申谈判以1月14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础。4月1日晚，周恩来率中共和谈代表到六国饭店看望并宴请刚刚到达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宴请后,中共代表分头同国民党代表接触。周恩来和张治中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黄埔军校时共过事，后来又打过多次交道，是政治见解不同的老朋友。这次和平谈判，各自以首席代表的身份谈话时，周恩来直言批评他来北平谈判前的奉化之行，指出：这件事情表明下野的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和谈，并质询南京的“四一惨案”的事件真相，即在这天上午，南京国民党政府指使军警特务向前往机场为代表团送行，并要求实现真和平的6000余名爱国学生施用暴力，造成了流血事件。问明情况后，周恩来向张治中说明谈判的方法和步骤：“我们设想，今后三四天内可以继续采取今天这种个别对话的形式商谈，充分听取你方意见，然后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张治中表示同意。接着从4月2-12日，国共两方的和谈代表继续进行个别接触，就实现国内和平所涉及的各项重大问题交换意见。2日晚，周恩来会见黄启汉，说：根据两天来商谈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表示同意他回南京向李宗仁问明。3日，周恩来又再次会见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白崇禧：“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对帝国主义再抱幻想，不应对蒋介石再有留恋或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并要他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为了尽可能谈成，8日，毛泽东、周恩来又再一次在香山会见张治中，就谈判中有关事宜，长谈四小时。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下午李宗仁电话告刘仲华：南京情形甚好，他正更广地团结愿意和平的人。”李宗仁请求“不要攻占镇江、芜湖两地对岸的桥头堡，因一攻占，镇江、芜湖即可受到炮击”。为促使和平谈判取得成果，尽管在长江汛期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军委仍然指示渡江总前委将预定渡江时间推迟一周，可谓做到仁至义尽。13日，在国共双方代表12天商谈的基础上，周恩来向张治中送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通知于本日晚9时半举行正式会谈。按既定计划当晚在勤政殿，国共和谈代表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讨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在发言中申明：“协定草案中必须首先分清是非，说明发动内战的责任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并对协定草案的基本条款作了解释和说明，指出：中共对一切战犯，不问任何人，“只要能分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现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强调：“国民党反动军队是使国家蒙受变乱的祸根所在。为使国家获得永久和平，就必须消灭这一个祸根。消灭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武力消灭武力，一是以和平的方法改编。”张治中当场表示原则上接受草案，并将在明天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4月14日，周恩来与张治中进行长谈，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全部内容交换意见。当晚，周恩来接到张治中递交的国民党代表团的书面修改意见，共40余条。对这些意见，周恩来和中共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夜以继日地逐条进行了讨论，主持制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在第二天晚7时送交国民党代表团。当晚9时，在国共和谈代表举行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中共代表团修定《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最后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情况，说：“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和采纳了南京政府的许多意见，包括关于某些重大问题的意见。但是，对于国民党军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过江接收地方政权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特别郑重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20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会后，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这一修正案，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晚携带《国内和平协定》的最终文本返回南京请示。当天，周恩来赶到西郊机场，当面嘱黄绍竑、屈武告诉李宗仁、白崇禧：“中共希望他俩在修正案签字问题上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黄绍竑、屈武回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桂系军阀头子白崇禧、夏威等人商议。反动的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看完《协定》稿，误判大势，不识时务，立刻怒气冲冲地说：“亏难你们，这样的《协定》条件也能带回来！？”说完，站起来就走了，最终随蒋逃台，死在异乡。当时李宗仁没有主见，默不作声。当即由张群带着《协定》稿赶往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看后，拍桌子骂道：“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20日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至此国共和平谈判破裂。但张治中等和谈代表则都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诚挚挽留，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夜零时起，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强渡天险万里长江，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灭亡！

（7）5月7日周恩来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首次作《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指出：“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但不能把他“当成孤立的神”。有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青年们要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像毛泽东那样具有“从来没有感到满足过”的求知精神，分门别类地学习；第二，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

（8）6月15日周恩来第一次在北平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

6月15日，为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召开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新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担任临时大会主席并致词。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响亮地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领导人及社会贤达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号召，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其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周恩来就在和毛泽东一起指挥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担负起热情诚邀、精心组织、妥善安排他们及早地安全抵达解放区，商讨开天辟地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6月16日，周恩来在筹备会上作《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明确指出：“筹备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商确定参加正式会议的各单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起草共同纲领，起草成立政府方案，协商政府领导人选。”他特别强调：纲领的“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他同时强调：这次会议期间，“凡是重大的决议案不光在会场上提出”，而是早在提出之前就“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组织条例》，通过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当晚，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并通过《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办法》。毛泽东当选为主任。周恩来当选为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

6月18日，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纲领的起草问题，强调说：“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会议决定由中共起草共同纲领初稿。

6月1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说明“无党派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和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从此，在周恩来主持和领导下，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的新政协筹备工作全面、紧张、有绪地全面铺开。

（9）6月下旬周恩来第一次在勤政殿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周恩来以一周时间在勤政殿起草《共同纲领》稿。完成后，他又先后主持召开7次会议征求各方面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正式形成《共同纲领（草案）》，规定了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10）7月6日周恩来第一次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在政治报告中，周恩来热烈庆贺自大革命失败以来被迫分离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大会师，着重从原则性的高度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如果文艺工作不把主要力量放在“为工农兵服务”上面，文艺作品“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文艺工作者是是精神劳动者，广义的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既受到了鼓舞又明确了方向。

（11）7月14日周恩来第一次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筹备会议

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很落后。这门科学要在中国发展起来，在我们面前同样摆着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的任务。因此“必须扩大组织，动员更多的力量来参加这一个组织，从事研究与合作。”

（12）7月23日周恩来第一次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强调说：“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第二是恢复交通运输”，其中，“首要的是恢复铁路”；“此外就是钢铁工业、机械工业”。“这些，都是我们恢复生产急需要做的。”

（13）7月26日、27日周恩来第一次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会议上建议新政协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周恩来在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讨论政协组织法时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需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修改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14）9月21日周恩来第一次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阐明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以周恩来为主要负责人的新政协筹委会三个多月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以主席团成员身份代表《共同纲领》起草组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创造性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权观首次阐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在以周恩来为主要负责人的新政协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

（15）9月27、29日周恩来主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一次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先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议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等七人为副主席。会议结束后的当天下午6时，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然后，毛泽东宣读他所撰写的纪念碑（后由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16）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任命周恩来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这年，周恩来51岁。

（17）10月1日下午,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出公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通知各国政府。2日，电复苏联外交部：欢迎中苏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对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感到无限的

欢欣。”先后电复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法克、波兰、蒙古等7国外交部，欢迎这些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照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声明中国决定同其建立外交关系。

（18）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在会上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希望来自各方面的干部“都要团结起来，取长补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

（19）10月30日，周恩来向出席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讲话，阐释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强调说：“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同时与公安部长罗瑞卿谈话，“公安部门的待遇要和解放军一样。服装有点区别就行，不必太多。警察的帽花用国徽。”

（20）11月8日，周恩来第一次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强调说：“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整理我们在抗战以来的对外斗争经验，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在会上着重阐明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学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跪在地上办外交。”我们“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分清敌友。”“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最后强调“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一切都要正轨化，堂堂正正打正轨战。”“我们应加倍小心，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遇事要仔细分析研究，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否则就要打败仗。我们处理外交事务，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21）11月20日，周恩来第一次在在北京第一次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代表，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下决心为人民除害造福,特别强调说：“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搞好，否则，全盘计划都会受到影响。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水利工作做的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假如中国的全部水能都能利用，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呀！”

（22）12月22日、23日下午,周恩来对全国第一次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上发表经济关系、工农关系和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和方向问题。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阐释正确处理中国面临的6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的原则，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业领导农业的思想。二是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三是必须明确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四是强调“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农业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但是，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离不开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五是要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六是明确指出：“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成分，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因此，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七是“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但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八是强调：“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