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批示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省、市党委和省、市政府多次开会贯彻执行这“三好”精神，我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研究大运河文史的视角，按照习总书记的“三好”要求，全面审视出生于江苏大运河重镇淮安、生活在运河之滨淮安12年的伟人周恩来的童年时期和他参加革命后、特别是担任总理26年的岁月中，直到身患重病仍然坚持“拼弃服务王朝的漕运文化糟粕、扬其利于运输和水利的人民性精华”、坚持弘扬以服务人民为核心的保护大运河、建设大运河、弘扬大运河文化的新理念，留下了宝贵的有文字记载的散文、小说和批示、讲话记录，堪称运河文化之精粹华，书写了古今大运河史上最靓丽的一页!

　　一、周恩来的散文《射阳忆旧》歌颂运河“要冲”的故乡

　　江苏境内古老京杭运河的母亲之河——邗沟，一头是邗城(今扬州蜀岗，)一头是末口(今淮城北的北辰坊)，始于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至今达2500多年之久。从早期的古邗沟到隋代、元代以及明、清历代大运河的兴衰，都与周恩来出生地淮安的命运攸关。

　　1914年，十六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在其主编的公开出版的敬业乐群会的《敬业》会刊上，以“飞飞”署名发表了有关运河文化的长篇散文《射阳忆旧》。文章开头就写了故乡与运河的渊源及其在运河漕运中的重要地位，言简意赅地点明：“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从题目的“射阳”和开篇的“淮阴”的地名，到“要冲”、“海禁”和“孔道”，都是讲的运河与其故乡淮地变迁的历史。经查阅史料，这是古今伟人对淮安在京杭大运河历史地位的最科学、最准确、最精辟的概括。

　　“射阳”，指的周恩来1898年出生地淮安府山阳县(民国初年改为淮安县)，在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将秦代所建的淮阴县东南的射水和射阳湖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分出来，按照古代地理阴阳学，水之南为阴，水之北为阳，即定名射阳县。这个射水(河)、射阳湖与吴王夫差在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开凿最早的沟通长江与淮河的人工运河——邗沟有关。开邗沟的起因是吴国打败了越国，统一了江南，吴王夫差发兵北进伐齐，妄图称霸中原。为了运送军队和军用粮草的需要，自长江边的邗城向北东缀原有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水道，迂回曲折相联。据古书记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对邗沟走向的记载是：“邗沟自少陵北出高邮南三十里的武广湖与绿洋湖之间，然后入高邮北三十里的樊梁湖，折向东北至博芝、射阳二湖，再折向西北出夹耶至山阳入淮河。”全长约380公里。这条古河，史称邗沟东道。

　　东汉建安初年，陈登任广陵太首，因东道邗沟淤塞，运道迂回曲折，乃改凿西道：“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穿沟;更凿马濑(即今白马湖)，百里渡湖。”这条西道的走向，仍从广陵城至樊梁湖不变，但从樊梁湖往北不再绕道博芝和射阳二湖，而是径直往北开渠，沟通津湖(今界首湖)、马濑湖，复经射阳湖北段达末口。

　　邗沟的东道与西道，都经射阳湖。明代著名神话、科幻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自号射阳居士，书房名曰“射阳簃”。周恩来散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余本浙人，自先大父(即祖父)为宦(即为官)吴省(即江苏)，遂徒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周恩来以“射阳”作篇名，回忆运河“要冲”、“孔道”之“淮事”，足以说明他“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的故乡文化底蕴是很深的。

　　“淮阴古之名郡”是指秦代初年，统一天下，废除周朝的封国与州的建制，实行郡县制，天下共分36郡，每个郡辖县若干。定县名取山水之阴阳来定，山之南曰阳，山之北曰阴;水之南曰阴，水之北曰阳。淮地处于淮水之南，即定名淮阴县，其地域大体上是古淮河以南射阳湖畔的大部分地方，比现代的淮阴县和淮阴区范围大得多。清代的“海禁”，即海上的南粮北运的通道没有开通。淮阴的其名郡地位在于“江北之要冲”和“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清代的县分为四等，即以“冲、繁、疲、难”四字划分县缺：地当孔道者为“冲”;管辖面积大、事务繁重者为“繁”;赋多逋见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淮地自古是运河漕运之要冲的“一等”地位。

　　周恩来父系、母系和嗣母(后称母亲)陈氏家族都与运河有渊源。周恩来家的驸马巷老宅与漕运部院毗邻，仅隔上坂街和龙窝巷，相距不足一公里。周恩来的祖父在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即周恩来出生的前三年曾任运河岸边的桃园县(今泗阳县)的知县。周恩来的堂外舅公郑仁寿、六伯父周嵩尧都曾在漕运总督衙门分别任过总文案、文案。周恩来到清江浦运河北岸的外公万青选的万府和嗣母陈氏祖屋陈家花园，都乘运河客船来去。到宝应嗣母陈氏侄儿家和去东北也都是乘运河客船离开淮安的。所以他对儿时在运河乘船记忆犹新。1960年，周恩来会见时任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刘秉衡还说起乘运河客船的往事：“有一回我同乳母一起上外祖父家，从西门上船，到了板闸，我们下船看了看，又上船到了清江。”他的外祖父万青选除了三任清河知县和沿运河的山阳等县任知县30多年外，又升任正五品的里河(即京杭大运河苏北段)同知和徐州运河同知。周恩来“幼时喜闻故事，凡有人能语以奇闻怪事者，辄膝不去，终目听之不倦”。周思来出任开国总理以后，听说地方名士冒广生刊刻了《楚州丛书》，特地要秘书找了一套《丛书》，抽空浏览。正是由于这些渊源，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了漕运部院所在的淮安城内的两件“淮事”。

　　一件是他“随家人”和“淮郡市民，人言籍籍，群集西门外”的大运河堤上看到的，说的是贫富矛盾，写的是淮城内东长街一富户人家，多为地主，也可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商人，遭到被剥削为乞丐的穷人的“抢劫”，“夺无数珍物而去”。县衙派护兵捕获乞丐，乞丐夺刀，杀死护兵而逃走他乡，县官严加缉捕，四年尚无下落。忽然有一天，逃走的盗贼在清江“被捕快发现直供不讳”，复被抓获押人大牢。重点描写了穷苦盗贼被押解刑场的一幕，点精之笔是盗贼当面向被其杀死的护兵的孤儿寡母的忏悔，对其子说：“公子宥我?公子宥我!我非仇于汝父而杀之也，因自卫之故，我之有罪于汝，非一言所可尽矣。今惟有一死，以谢汝，以慰汝父在地下之灵。我其乐死，我今将往死所矣。”可贵之处，一个16岁的少年，尽能对这一个“自卫”伤人的故事，发出这样的感悟：“及今思之，犹如昨日。夫人之同情，有感化于默者，受教者忘其为教。”“同为人者，皆有不可移之正义。”“余观盗之初，固甚恨其为人矣。及盗以悔罪而生自觉心，而余及变为悲酸之念。”就少年周恩来当时的阅历和见识，不可能弄清贫富之间的阶级矛盾本质，但是他能认识到人性的感化，特别是对被杀之盗的悔罪“自觉心”而产生的“悲酸之念”，实属超群之见!

　　另一件是诚实守信、不取不义之财的穷苦仆人的故事，讴歌其“朴诚”的素质，“以风天下之公仆。”这位仆人，出生穷苦农家，十几岁就到一户士绅家当仆人，因勤劳、朴实，受到主人的信任，从柴米油盐管起，成为管家仆人，虽然受到别的仆人忌妒，但是主人经过几次考验，进一步受到重用。一日主人外出，“置钱千贯”，锁在家中，把钥匙交给仆人保管、使用，当主人回来清点，开支和积余不错分文。这个仆人看破人生，固守贫穷，不取妻、不生子，仅有一过继子，该仆人五十四岁患重病，拿出二百元交给嗣子，交待说：“这是我数十年辛苦的积聚，你以十几元葬我，其余的留给你谋生计。”雇用仆人的士伸知道仆人的临终之举，深受感动，赠四百元给其嗣子，嗣子不要，士绅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诺言，说此钱是其叔所存放在他家的，应该交与嗣子。嗣子才“拜而受之”。

　　细想这—故事的某些情节，与周恩来的乳妈蒋氏的人品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少年周恩来感受极深，所以在散文结尾讴歌了淮地的运河人文精神，点明如何看待人与金钱及信义与私利的关系：“夫钱犹，近则受污。古今士夫，以此坏名节者，何可胜数!而闾巷细民，目不知书，乃能慎于所守，不敢自监而自盗焉。《论语》所谓见利思义者，其在斯人与!某仆安在!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当时的全国人口总数)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联系现实的反腐倡廉和提倡诚实可信，构建和谐文化运河人文的今天，就更应该弘扬运河人的这种传统诚实守信的纯朴之风!

　　二、周恩来以运河为主要场景的小说《巾帼英雄》讴歌伸张正义的运河人

　　知道伟人周恩来写过小说的人很少，读过周恩来以京杭运河淮安至扬州段为载体的小说的人可能就更少了。

　　在南开大学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主编的公开发行的《敬业》刊物上，曾经连载了周恩来所著的以运河为场景的侠义小说《巾帼英雄》，现在只有1、2期上所载的两部分，因第3期《敬业》刊物至今未能发现，所以就无法知道这篇小说的结局。但是从《敬业》1、2期连载的小说内容来看，小说的故事梗概还是清楚的：运河侠女“姓洪，小字飞影。喜青衣，故其母呼之为青儿。”“青儿本家大江之北淮阴。”其父是武功超群的淮阴至山东的运河水路和旱路的保镖头目“洪老虎”，“慷慨好义，性和顺，嫉恶济贫，有古大侠风。”“青儿既生长名门，自幼有殊力，绰然有乃父风，”有着“侠烈心肠。”青儿有一叔父名洪直，一兄名洪湖，二人武功均不如青儿，但“赋性暴虐”，不听青儿劝说，常与官吏勾结，鱼肉人民。有一邻居儿子因科举考试不中，“郁郁含恨而亡。”其妻张氏贤良，自愿守寡服侍公婆。可是张女之父无耻，却要嫁女得钱，不料张氏，誓死不从，自缢身亡，张氏反诬告亲家害死其女，一审张某无凭，被判“诬诈之罪”。张某贼心不死，又找青儿的叔父和兄长，由其用银子输通县官，允许官私打赢，平分亲家的家产，经洪直、洪湖从中翰旋，县令颠倒是非，果然把张氏亲家夫妇判罪入狱。青儿抱打不平，暗中冒险深夜劫狱，救出蒙冤的老夫妻二人，又驾船沿运河把他二人送往扬州避难。小说围绕避难的事件，重点写了发生在大运河上的两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先是展现由淮阴去扬州的运河风景和驾驭帆船的侠女：“隋炀堤畔(为纪念隋朝炀帝开挖里运河，由淮至扬的运河堤又称隋炀堤)，秋水悠悠，一叶扁舟，渡头停泊。一女子躞蹀(小步走路的意思)舱中，整理器具;时而以布浸水，拭濯船板;时而以绳系帆，预备张逢。其一种雍容态度，似为航业中之老手，以待旅客之赐顾者。未几，所闻岸上呼曰："舟子，舟子，余有急事将往广陵(即扬州)，但能得汝舟速驶，值佛计也。’女急扶入舟中，翁媪问曰："此舟仅汝一弱女子，庸有济乎?’女曰："吾随父母习操舟已久，父母亡，即承其业，往来淮扬有年矣，无他虑。’语次一篙点水，双桨催波，拍拍有声，载孤帆远影，遥向天际而逝。行可里许，鸥程转向下游，女乃张以布帆，速率渐加。风势益猛，帆饱舟稳，女乃自握舵，翁媪则危坐舱中，心少慰。然一念及如狼之差役，设蹑踪而来，余等必无幸，仍未能尽展其愁眉也。而长风十里，矣乃一声如弩箭离弦，瞬息之间，已不知飞度几重烟水，似未觉其中载越狱而逃之人也。次日夜半，广陵城外，野寺钟鸣，客船已到。翁媪乃相登岸，方欲呼此女郎，付以船值，而一叶扁舟已放乎中流，并不见临去秋波矣。翁媪奇异者久之，遂拖逦向城中而去。”这位不留姓名、不收船资、护送这对蒙冤逃出监狱的老夫妇的无名英雄，不是别人，就是青儿。

　　后一段故事继续讲的是大运河上的事。淮阴县令发觉张氏案中老叟村妪二人被接应出狱，“遂急下火签，命差役四处缉捕”。差役有“乘船沿江而下者，见水面一叶扁舟，上坐二人，仿佛是其所欲笪。鼓棹迫之，急一石子，向面飞来，役急避，傍耳而过。踵至者数文，役大惊，不敢前进，退而复命，令亦无意于罪人斯得。差役性本骄惰，熟好多事，上峰既不严为催捕，彼又何苦奔走跋涉。故斯案之结局，仅如此而已。”这一次用石子击退追捕差役的人，仍然是不暴露姓名和身份的“巾帼英雄”青儿。

　　这部无法读到下半部的小说，仅上半部分就有很强的可读性。首先是对运河两岸的淮上风光，描写得生动精练。如小说一开头就写道：“寂寂荒郊，茫茫旷野。时则晨星隐隐，晓雾沉沉，几处烟云，一湾流水。凉同吹帽，细雨沾衣。如茵碧草，回旋路左。”其次是人物个性鲜明。突出是青儿仗义行侠与其叔兄贪财害人的对比极为强烈，使运河之滨的巾帼英雄青儿的内心世界，精神风彩跃然纸上。再次借侠女之故事，抨击了清朝末年官场的黑暗，影射了北洋军阀官场的腐败。小说感叹：“嗟呼!世欲浇漓，江河日下，钻营狗苟之徒，贪赃枉法之官，肆其所为……。”小说明确地“试问：以斯种混沌官吏理民事，则民生之憔悴，民智之闭塞，民德之弱薄，彼乌能一一及之，兴利除弊，为民谋幸福哉?”更为可贵的是在揭露批判混沌官吏的同时，对所迫害的忠厚纯朴的民众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歌颂。

　　三、周恩来运河告急亲笔写信彰显运河文化的人民性

　　凡是懂得运河史的人都知道，京杭运河始于吴国争霸中原运兵运军备物资而开凿的古邗沟的军事文化和历代运河的漕运文化，都是以服务朝廷为核心。清朝后期，中运河以北水运衰退，漕运官员规定不准民船往来，专供官船航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时间不长，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协议打内战，首先进攻紧靠南京的里下河地区。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里，有一封1946年9月2日周恩来写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亲笔信，首次从运河文化人民性的高度，为保护故乡苏北运河两岸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请命。

　　事情的起因是1946年秋，苏北的淮、黄、沂、沭四水泛滥，淮、徐、扬的运河大堤时有崩溃的危险。在这种天灾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了国共停战、合作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的协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内战，频繁轰炸苏北运河、淮河堤防。在这“时局极端险急，人心异常悲愤”的情况下，李一氓主席主持皖边区政府于8月中旬、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于8月底先后发表急电，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轰炸无辜居民和运河大堤，停止破坏和平的罪恶行经!

　　作为我党与国民党谈判的全权代表周恩来，一面同国民党反动派谈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又于9月2日写了一封强调人民生命财产为重的亲笔信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义正辞严、有理有节地指出：“8月28日曾转上苏皖边区政府急电，请求贵院即转饬江北运河工程局立即开放沿江各坝，使大水入江，以免苏北千百万人民惨遭水灾浩劫，迄未得复。兹复得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团世日急电称：由于淮、黄、沂、沭河水同时告涨，苏北千百万人之生命财产岌岌可危。前曾一再电请宋子文先生吁请开放沿江各坝，但政府仅在报端宣布，实际至今未开放。政府不但不开放归江坝，近且不断以重型轰炸机以重磅炸弹轰炸高邮附近堤身，并扫射修堤人民，阻挠修堤工程，致沂、沭漏水，今堤岸又告溃决，竟演成宿、沭、灌县空前水灾。运河入江各坝，政府现不开放，复加飞机不断轰炸河堤，致运河有决堤之极大可能。如因此而造成苏北重大水灾，国民党及政府要负完全责任。特再急电，请即转行政院及水利委员会，转江苏省府立即开放归江各坝，并制止轰炸和阻挠运河修堤等语。”周恩来最后强烈要求：“特此转达，至希惠办理，勿再以此为政争及战争之武器，毋任感幸。”

　　与国民党打了多年交道的周恩来，预料到国民党政府对于他为苏北人民请命的要求定会置之不理，于是他又指示苏皖边区政府不要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抱有希望，应当一手拿起武器痛击沿运河北犯的国民党军队，一面与暴雨洪水搏斗，加紧培修保护大运河堤。苏北军民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共同与天斗与敌斗，终于保住了里运河的安全，保住了淮安、扬州、盐城、南通的里下河地区人民免遭了灭顶之灾。

　　四、周恩来两次为民决策新时期的运河新生的新创举

　　如今旧貌换新颜的京杭运河苏北段，被世人称之为“黄金水道”，又是首创江水北调之先河的东线河道。这一巨变的由来是对大运河怀有深厚情缘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在上个世纪做出的两次重大决策，使古老的运河获得了新时期的新生命。这是每个饮用运河之水的苏北人和天津人必须了解和代代不忘的，然而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要把其来龙去脉的历史真实告诉当今和未来的运河两岸人。

　　第一次事关大运河新生的重大决策是1950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召集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华东局和苏、豫、皖、鲁等省区分管农业、水利的负责人关于淮河下游治理方案的汇报。据参加会议的时任苏北行署主任的惠浴宇的回忆：“周总理一字一句作了记录。”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时争执不下。周总理最后拍板说：“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洪水给你放下海，它够资格蓄一点水嘛?我们应该支持他们……河南上游，以蓄为主;安徽中游，泄蓄兼施;江苏下游，以泄为主，蓄为辅……苏北五大工程，提得有气魄，我都同意。”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当晚会议决定并经中央批准的五大工程是：苏北段工程暂缓开辟入海水道及缓办三河活动坝，把当年重点放在：一、培修加固运河大堤;二、兴建沿运河12个涵洞;三疏竣入江水道;四培修洪泽湖大堤;五、兴建苏北灌溉总渠共五项大工程。据京杭运河江苏省北段工程交工验收委员会的验收报告，三年中，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决策，长达404公里的苏北运河段，整修加固大堤和12个涵洞工程共做土石方14307万立方米，兴建了淮安、淮阴等4座节制闸和邵伯、淮安、淮阴等7座船闸，使运河大大提高了灌溉、排洪、航运的能力，首次获得了新生。特别是由淮阴船闸至运东闸淮安段18.94公里新运河的开挖，不但提高了运河的航运与灌溉、排洪的功能，而且为两淮市区的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又保存了以清江大闸为主要文物节点的具有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历史文化里运河，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第二次事关大运河新生的重大决策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上海、北京两次召开了大运河的江水北调的决策会议。

　　自古以来，以淮安为中心的淮河下游苏北地区多洪涝、易干旱。1960年前后，安徽在淮河干流修建了蚌埠闸，这使地处下游的江苏意识到：淮河的水可用而不可靠，一旦大旱，上游的水下不来，苏北灌溉总渠失去作用，淮沭河和大运河也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好在江苏有一条南北水上通道——大运河，何不把长江的水调到淮安、徐州来，使大运河苏北段获得新生，既引江济淮，保证旱灾的年份，调用江水灌溉以淮安为中心的苏北地区的万顷农田，同时又保证京杭大运河苏北段的水上运输的通畅，可谓是一举三得的创新工程。

　　于是，江苏省组织专家制定和论证“立足长江，引水济淮，江水北调”工程的方案，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据曾任江苏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副省长陈克天同志亲历回忆， 196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期间，陈克天和陈志定带领设计院许荫桐、沈日迈先期赶到上海，赶编出《苏北引江灌溉工程电力抽水站设计任务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于百忙中抽空听取江苏省苏北缺水和解决水源问题的意见，省委参加上海会议的江渭清、刘顺元、陈光要陈克天先作具体汇报。陈克天从1959年苏北大旱说起：“那时正是灌溉大用水期间，可淮河断流，洪泽湖干涸，400万亩农田受灾减产。这说明，如今再继续依靠淮水发展灌溉，显然是靠不住的。记得淮河规划期间，常驻淮委的苏联专家尼古拉耶夫曾征求我们对引江规划的意见。我们赞成抽引江水，希望最好在安徽省巢湖抽引江水，过将军岭入淮河，这对上中下游用水都有了处。后来我们考虑长江就在身边，水源比较丰富，决心依靠自己力量扎根长江，江水淮水并用，加快扩大水源的步伐，采取抽引江水和自流引江并举，"八级提水，四湖调节’，把江水一直调到淮北，这样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苏北用水矛盾。”接着，陈克天又把这方面已做出的规划和设计进行了汇报，并提出当年先上江边和高宝湖两座抽水站，请求国家在可能情况下给予支持。关于建抽水站所需要的大型电机水泵，江苏从未制造过，请求上海市大力协助。当时，上海市领导同志也在场，听陈克天汇报到这里，市委负责同志插话，表示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苏北老区出力。接着刘顺元作了补充汇报。周恩来总理听了很高兴，还肯定江苏考虑结合将来南水北调东线的设想是正确的。他嘱咐江苏的领导人：“调水不分省界，哪里缺水就往哪里调。”又说：“这个工程最后完成，我恐怕看不到了，能听到你们的汇报已经是很高兴的了”。

　　周恩来总理的这番高瞻远瞩、满怀深情、支持这项前无古人创造性的大型水利工程的话语和果断的决策，深深打动了与会的每一位同志，激发了同志们从事水利事业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会后，周总理亲自批准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在江苏送上去的设计任务书上批示：请一波、北一同志处理。这样就使江水北调的实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江都水利枢纽，是江水北调的起点，以4座大型电力排灌泵站为主体，辅以17座水闸、船闸、变电所，能灌、能排、能引、能调、能发电、能通航。总机33台套的江都抽水站，是从1961年至1977年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制造和安装的国内第一座大型电力泵站。从江都水利枢纽至徐州，陆续建成了9个梯级、18座泵站，把江水从2——3米高程提高到30米左右的高程，调水远程达400多公里。江都抽水站已充分发挥了它应有的效益。1966年大旱，淮河断流146天，洪泽湖干枯，长江水位跌至新中国建立后的最低点。建成不久的江都第一、二站，从5月下旬至第二年，连续开机414天，抽长江水37亿立方，沿运河北送苏北各地，对大旱之年保证粮食增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发生在故乡大地上的这一切，曾经感慨万端的周恩来总理了如指掌，欣慰无比。因为江水北调的工程的实施，使徐淮地区水稻面积从200多万亩稳定发展到1000万亩左右。苏北人民的梦想成真。就连淮安北乡的农民也种上了水稻，吃上了大米，日子越过越好了。周恩来总理当年的预言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现在，按照周恩来总理当年的预见，大运河作为前无古人的南水北调的宏伟巨大的东线工程已经全面完成，运河沿线的故乡人民旱涝无忧，江水北调的伟大工程，首先有序调水，不久保证了苏北的灌溉、航运的需要，而且使江水沿着运河穿过黄河，流到华北，流入天津，使人民喝到甜美的江水了!周恩来总理的在天之灵，像卫星俯视寰球一样，笑看华厦江河，遥看故乡大地，获得新生的京杭大运河与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构成的一撇一捺的“人”字，以全新的雄姿屹立在亚洲的东方!(徐 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