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9日中秋夜，淮剧界泰斗筱文艳因病去世，享年92岁。认识筱文艳的人，都说她是个既热情又非常朴实的人。筱文艳原姓陈，乳名小喜子，江苏淮安人，生于1922年， 5岁随父母由农村逃荒至上海，卖给民乐戏院职工和老板刘木初做养女，取名张士勤。11岁开始偷学淮剧，戏院来什么班子就学什么戏，后来登台攻青衣、花旦，取艺名筱文艳。

　　出生于淮安区的淮剧著名表演艺术家筱文艳，怀着对故乡人民的深厚感情，曾先后四次率领上海人民淮剧团来淮演出。1961年5月首次带领该团青年队来到市区北门桥北面的人民剧场，演出《八姐游春》、《探寒窑》、白蛇传中的片段《断桥》等剧目;第二、三、四次来淮分别是1977、1979年和1981年，均在淮海影剧院(现为市人民大会堂)演出，演出剧目除第一次演过的外，还有《三女抢板》、《水漫泗洲》、《白蛇传》、《官禁民灯》等。每次来淮演出都受到故乡人民特别是淮剧迷们的热烈欢迎，几乎场场暴满，不少淮剧迷一场不拉，连演连看，达到痴迷的程度。

　　筱文艳曾二十四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其中十六次周总理和她个别交谈。作为一名演员能获得这样殊荣实属罕见。在筱文艳家中挂着一幅周总理书写的条幅，这幅字是1964年秋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周总理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赠给筱文艳等文艺界人士的。上题“努力学习，精益求精”八个大字。筱文艳把这幅赠言视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1952年夏天，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筱文艳率团从上海赴京参加演出。她与何叫天、杨占魁、武筱风等淮剧著名演员联手演出《兰桥会》、《种大麦》、《王贵与李香香》等折子戏。他们非常希望毛主席、周总理能来观看他们的演出!解放前，筱文艳就曾听说过周恩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但她从未见过周总理。想像中他是个大人物，一定气度非凡，威严无比。

　　当时，筱文艳与一些演员住在前门外鲜鱼口一个招待所大院里。一天下午两三点钟，她排完戏，乘休息时在大院里洗衣服，一边洗，一边入神地温习默念台词。忽然身旁有人问：“同志，请问盖叫天先生住在哪个房间?”

　　筱文艳抬头一看，见问话人五十上下年纪，穿一套深蓝色布料制服，身高1.7米以上。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淮安口音，说话时微笑中带着热情。筱文艳忙用手指指楼上，答道：“盖老住在二楼靠中间的那个房间。”问路人很有礼貌地道谢一声，走上了楼梯。

　　第二天清晨，华东地区领队于伶微笑着告诉大家：“昨天下午，周总理特地来看望盖老······”

　　“啊，是周总理!”盖叫天和筱文艳几乎同时惊喜地叫出声来。64岁的盖老动情而懊悔地说：“我还当他是一般干部呢!前天我演出《武松》后病倒了，想不到周总理会亲自来看望我，问我烧退了没有?还伸手摸了摸我的脑门。”此时，筱文艳的心情更是不平静，她为自己没认出周总理感到惋惜：当时我如果把周总理带到盖老房间里那该多好啊!一个国家总理特地亲自登门来看望生病的老艺人，这在旧社会真是不可思议。唉，失去了这次机会，今后还能见到总理吗?

　　一天，淮剧演出两出折子戏。筱文艳在《种大麦》中扮演懂农活的妻子，和经商的丈夫下田种麦，边劳动边逗趣，边唱边舞，演来惟妙惟肖。演出一结束，周总理就走进后台，笑着和演员一一握手。他高兴地对筱文艳说：“你演得很成功，祝贺你，刚才主席看了戏说，舞蹈不错，唱得也好听，就是没有戏剧矛盾。”

　　筱文艳握着总理的手，连声答道：“我们回去一定好好修改。”

　　周总理听出筱文艳满口苏北口音，马上亲切地问她：“你是哪里人呀?”

　　“我是淮安人，生在车桥东乡张家庄。”

　　“噢，我们还是同乡呢。我老家在城里。”总理手握得更紧：“回去过没有?”

　　“没有。我5岁随父母流落到上海，11岁就登台唱淮剧，一直没有回去过。”

　　“我也几十年没回去了。你如有机会回去，代我向乡亲们问好。”总理深深怀念家乡人民，感叹地说。

　　“好!好!”筱文艳连连点头。这次谈话虽只十几分钟，可总理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印在她的心田。

　　这次晋京演出非常成功。在全国数百名演员中，筱文艳获演员一等奖;她主演的《王贵与李香香》获剧本奖和演出二等奖。毛主席观看淮剧、周总理接见他们的消息很快在淮剧演员和观众中传开，工厂、码头、部队、农村争先恐后地邀请他们去演出，淮剧在上海这样风光还是第一次。筱文艳后来谈起这段往事，还是无限赞叹：“淮剧能得到发展，我的戏能拍成电影，能载入《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完全是党的培养和周总理的关怀。”

　　上海的北京东路上有一家近似欧洲建筑风格、拥有1000多个座位的金城大戏院。根据观众和演员的要求，1958年秋天，上海市决定将这座剧场作为淮剧的演出基地。昔日淮剧团到处流动，而且多是二三档场子;今天有了一流剧场，淮剧演员和广大戏迷无不喜出望外，奔走相告。

　　大家为给这个淮剧剧场起个贴切的新名字，绞尽了脑汁，什么“东方”、“红光”、“工农”、“淮光”等名字均无特色。正巧，这时周总理在上海开会，他前来观看筱文艳主演的《水斗》和《断桥》两个折子戏。演出结束后，他会见了演员。多好的机会!筱文艳就大胆提出了大家的请求：“总理，我们剧场想起个名，"淮光’好不好?”总理带着征询的口吻说：“"淮光’和坏光谐音，不好。叫黄埔剧场好不好?上海是有光荣传统的城市，黄浦江是她的特征。”

　　“好!”演员们异口同声地赞同。站在总理身旁的筱文艳也连连点头，可她又想说什么，似乎难以启齿。她欲言又止的神情被总理看出来了，总理便对她亲切地说：“有什么话尽管说。”

　　“我们想请总理写"黄浦剧场’四个字。”

　　总理谦和地说：“我的字写得可不好啊。”但他还是满足了筱文艳和大家的要求，在离开上海前，用毛笔认真题写了“黄浦剧场”四个大字。当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将总理的亲笔题字送到淮剧团团部时，演员们争相观赏，爱不释手。从此金城大戏院换上了“黄浦剧场”的巨幅招牌，入夜霓虹灯闪闪发光，吸引了无数过往的路人和观众。演员们感到自豪，观众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1961年夏天，周总理在上海视察。他在延安中路儿童艺术剧场观看上海电影剧团演出。筱文艳晚到一会，还未在后排坐下，总理听到轻微的响声，转脸看到了她，忙招招手，叫她坐到前面第五排自己身边。演出结束后，总理问了各个剧种的演出情况，市文化局领导汇报后，总理语重心长地对筱文艳说：“过去你们淮剧没有剧场，常去工厂、码头演出。现在有了剧场，可不能忘了这些地方，忘了工农大众啊!”当时筱文艳正在上海上演《牙痕记》，由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观众不多。总理的这次谈话，使身任上海人民淮剧团艺委会主任的筱文艳深受启发。以后，她和本团演员，再次来到上海工厂、码头和驻沪部队，还奔赴大江南北，深入江苏的城镇、农村巡回演出，观众如潮，使筱文艳再一次看到了振兴淮剧的希望。

　　1964年4月，周总理来到上海，在百忙中挤出时间，观看了话剧《年青的一代》、《小足球队》和北方戏剧《社长的女儿》等现代戏。一天晚上，周总理再次赶到黄浦剧场，看了新编现代淮剧《海港的早晨》。演完，他和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同志魏文伯、陈丕显、韩哲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一起上台，祝贺他们演出成功。接着总理风趣地说：“合个影吧。许世友将军指挥过千军万马，今天合影也请他指挥。”

　　与演员合影后，筱文艳对总理说：“总理，我们第一次排现代戏，请你提提意见。”总理说：“我没有向你们提意见，你们倒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看了《年青的一代》、《小足球队》、《社长的女儿》，今天看了《海港的早晨》。你们戏中的主角、青年余昌宝(后来京剧《海港》改名韩小强)轻视码头劳动，造成了事故。他有那么多码头工人叔叔，有那么好的舅舅，本人也是码头工人的后代，为什么变得这样?这说明我们教育还存在问题······”他还特意向刘少奇主席推荐淮剧《海港的早晨》，不久，刘少奇在上海也看了这个戏，肯定了戏的主流。

　　1964年秋天，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筱文艳赴京开会。会议开幕前，周总理在报上看不到上海淮剧演员筱文艳和广东粤剧演员红线女两个人的名字，感到诧异，便问工作人员，回答说红线女因公请假没来，筱文艳来了，签的是原名“张士勤”。一天晚会中间，总理让秘书将筱文艳请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总理对筱文艳有点严肃地说：“我找来找去没有看到你和红线女的名字，还以为你没来呢。”筱文艳连忙解释：“筱文艳这名字已经有了名气，我想应当谦虚点，所以用了原名。”总理说：“你是代表谁来的?不是代表个人，是代表群众，做什么事都要有群众观点。有多少人知道筱文艳叫张士勤?别说群众，连我也不知道。名字仅仅是代号，不用艺名，不等于没有名利思想，如果能加强修养，又哪里在乎名字啊!今后你一切要从群众利益出发。”会议开幕前，总理将题词“努力学习，精益求精”叫秘书复印几份，赠送给筱文艳等文艺界人士，总理用严格要求自己的口吻，对筱文艳等说：“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全国政协开会期间，一天中午，总理的秘书打电话给张瑞芳，请她并转告袁雪芬、筱文艳、严凤英，总理请这四位演员到他家里做客。第二天下午，邓大姐亲自登门来接她们。总理与张瑞芳等说过话，接着问筱文艳：“你今年多大了?”筱文艳说：“今年42岁。”总理说：“噢，属狗的，我比你大两转，今年66岁了。”

　　桌上放着六七碗家乡菜，总理边给大家夹菜，边打招呼：“今天请你们吃顿家常便饭，刚送走电影界和乒乓球队两批同志出国，请他们吃过饭，到月底了······”总理请客人到家里吃饭，向来自己掏钱，到月底手头紧，也不肯开支公家一分钱。

　　饭后，总理和四位客人交谈了戏曲“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问题。谈到1963年中国戏剧移植朝鲜戏剧《红色宣传员》，张瑞芳说：“有人反映这部戏太温情了。”总理认真地说：“人家国情如此，不能按我国国情。”她们聆听了总理关于戏剧改革的谈话，再一次受到了启迪。

　　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夕，周总理前后接见筱文艳达23次。筱文艳的成长，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文革”初期，筱文艳遭到残酷迫害。直到1969年，第一次“解放”她，排演新戏《育苗》。一次在沪西一家剧场演出。筱文艳刚出场，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完当天，造反派突然宣布今天演出是文艺黑线回潮，不让筱文艳再演出。她是靠边了，算算时间，从“解放”到第二次靠边不到半个月。

　　筱文艳身处逆境，受尽折磨，多么想见到周总理，吐一吐自己的冤屈!周总理也没忘记筱文艳。就在她重新“解放”以后的1973年8月，召开党的十大，上海港一个码头工人赴京开会，总理向他谈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规划，又问他看过《海港》这出戏没有?那个码头工人摇摇头，接着总理对他说：“筱文艳不是解放了吗?她应该演戏给码头工人看!”码头工人面露难色，答道：“我们码头上没有舞台。”总理加重语气说：“没有舞台也好演嘛!”这位码头工人代表回到上海，就写信给筱文艳，向她转告了总理的嘱咐。筱文艳一边念着信，一边泪水长流：“总理这样关心淮剧，真待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怎样报答他老人家呢?”她立即带领一批演员从浦西赶到吴淞，足迹踏遍百里海港，在上海港的十个港区和一家船厂巡回演出，还风尘仆仆地奔赴张家港、江阴要塞，为码头工人、为部队献演《海港》和武打戏。他们每到一个单位，至少演一两场，观众共达两万多人。

　　1975年，筱文艳赴京开会，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了她，她向总理汇报了思想、工作后，再一次聆听了总理的教诲。

　　1976年1月8日清晨，筱文艳早早走出家门，挤在41路公共汽车上赶往上海人民淮剧团去上班。汽车驶到瑞金路，突然一阵哀乐从一位乘客的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人间的噩耗，使筱文艳顿时全身一颤，差点昏倒。她怀疑自己的耳朵，再次凝神细听，广播的讣告明明白白播着周恩来的名字!筱文艳忍不住泪水长流，泣不成声。她连走带跑，换乘另一辆公交车，赶向南京东路电报大楼。她拿了一迭电报纸，边哭边写：“亲爱的邓大姐，我是筱文艳，一个曾24次受到总理接见并得到亲切教诲的普通演员。我无法表达听到噩耗后内心的万分悲痛，但希望大姐多多保重。我一定铭记总理教导，永远跟党走，做一个光明磊落、严以律己、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好党员、好演员······”这份唁电，她一口气写下350多字，字字句句，充满了崇敬的深情、悲切的哀思。

　　筱文艳当时担任上海人民淮剧团团长、党支部书记，她带领大家在团部摆设灵堂，挂上周总理遗像，买了黑纱，布置追悼会。一切费用，都由她和演员们自己出。挽联写什么好呢?正好马路上贴出一副挽联：“挥泪继承总理志，决将誓愿化宏图!”筱文艳看了中意立即叫人写好，但还未挂在灵堂上，工宣队就前来传达上海市革委会和文化局革委会的指示：一不佩黑纱，二不设灵堂，三不开追悼会。不准将挽联贴上马路，“挥泪继承总理志”这幅挽联更不准传开······

　　当时筱文艳对这些人的“指示”敢怒不敢言。但她怎么也不理解：周总理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功昭千秋，为什么不能为他开追悼会，又为什么不能为他贴出继承总理志的挽联?一连串的疑问，使她百思不得其解。但她还是下了决心：不管怎么说，哪怕坐牢，黑纱要佩，灵堂要设，追悼会要开!

　　筱文艳顶着巨大的压力，通知全团准时举行追悼会。那天，几乎所有的演职员都怀着悲痛的心情，赶来参加了。在灵堂里，筱文艳泪如雨下，追忆着总理无微不至地关怀淮剧事业和她个人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