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凤

　　周恩来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他在1916年写给十三舅父的信中就说：“教育子弟事，非可疏忽视之”。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更为注重家庭教育，尤其是对晚辈的教育。1963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领导干部们，千万不能放松对子女的教育，“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象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周恩来从社会主义事业、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可以说，家庭教育，于家，于国，都是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一,周恩来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

　　研究周恩来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了解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家风家教的时代背景,是十分必要的。

　　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特别推荐《触龙说赵太后》一文,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搞特权,一发现这个苗头,就会严厉批评。”毛泽东晚年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说。搬入中南海后,毛泽东一再告诫身边人不能对自己的子女特殊照顾,自己更是严格要求子女。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要求他不要住在中南海,要住到中央机关去,当得知毛岸英吃中灶时,毛泽东非常生气,大声责问道：“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们一起吃大灶。”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很得主席的疼爱,但她过的是工农子弟般的生活,住学校,吃食堂。有一次, 李讷放学太晚,主席卫士李银桥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就瞒着主席派车去接。主席得知后,狠狠地批评了李银桥,严厉地说：“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回忆说：“父亲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而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

　　对亲属,毛泽东也同样是严格要求。毛泽东要进京的亲友捎话,请告诉亲友们：“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是来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恋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新中国成立之初,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在北京为他找一个工作,毛泽东回信拒绝,叫他不要来京,不要有任何奢望,并给当时长沙负责人王首道写信,嘱咐杨开智不要来京,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毛泽东认为,一个刚刚取得政权的政党,如果开了裙带之风,开了恋旧谋利的先例,势必会损害党的威信,会动摇人民的信赖。

　　所以, 了解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家风家教的时代背景,对于深入领会周恩来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 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可以说明, 周恩来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不是孤立的,是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社会土壤的。

　　研究周恩来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了解周恩来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和青少年教育思想也是十分必要的。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1,1956年6月,周恩来指出,“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我们的教育事业的根本出发点。”2,指出“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3,指出,“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4,指出,“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我们应该以科学理论作为教育的内容”。5,指出,“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这样才能使青年少走弯路, 少碰钉子。这是教育者的责任。”6,1953年,周恩来提出,要“教育新后代,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健全的公民”。1954年,又提出“为社会主义培养新的一代”。指出, 社会主义的教育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人才。”7,1954年在政务院讨论教育工作时,周恩来提出,“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方面均衡发展。”

　　周恩来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深谋远虑,特别重视青少年的成长,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青少年教育思想。1,他要求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那就是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要求学生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他要求青少年要选择正确的成长道路。那就是要多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在艰苦的条件下锻炼成才,要引导青年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增长见识和才干,号召青年人带头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提高。1953年春天,周恩来在北京一所干部子弟学校视察时,对学生讲了八旗子弟的事,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如果说给你们留下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希望你们不要特殊,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我们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

　　(一)周恩来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1,教育家庭成员“要丝毫不搞特殊化”。

　　领导干部的亲属因领导干部的身份地位特殊,很容易搞特殊化。这极易引起群众不满。所以,周恩来特别注重教育家庭成员“要丝毫不搞特殊化”，“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在周恩来亲自制定的“十条家规”中,有五条是要求侄辈不要搞特殊化的,如,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有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动用公家汽车;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家世家风家教展览馆里展出了周秉德等六兄妹写的一封信,信中写到,伯伯教育我们“不能因为伯父是国家总理,你们就有任何特权思想,更不能要求特殊照顾。这是我们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所在。”

　　1959年，内务部长曾山调周恩寿到内务部任专员，周恩来给曾山打招呼“周恩寿的职务要尽量安排的低一点，因为他是我周恩来的弟弟”。1963年春节，对周恩寿说：“同宇，你有病不能长期坚持工作，就退休吧!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不要让人说周恩来的弟弟长期病假，为啥不退休?”

　　周恩来堂侄周尔辉在北京上学，周恩来没有让他上干部子弟学校，而叫他上了普通的北京26中;没有让他吃每月9元的伙食，而叫他吃每月7元的伙食。叫他填表格时不能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你要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周恩来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你就会逐渐产生优越感，这样，你的进步就会慢了”。周尔辉1961年结婚，1963年把妻子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很生气，批评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不带头执行而搞特殊化?”“办事情不能首先考虑个人方面，要首先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959年，对侄儿周尔萃说：“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规定，不能利用亲属的职权搞特殊化。”

　　1970年12月, 侄女周秉建从内蒙参军。周恩来知道后对她说:“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不能搞”。1971年4月, 周秉建按周恩来总理要求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

　　当侄子侄女不懂事私用了公车后, 周恩来严厉批评“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他还掏出了双倍车费,以示惩戒。他对侄子侄女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伯伯当了总理,自己就可以高人一等.一定要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丝毫不能搞特殊化。”

　　周尔均与邓在军谈恋爱时,周恩来对他们说:“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也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们的恋爱关系中去。”

　　2,教育家庭成员“要不靠关系自奋起”。

　　1946年，周恩来就写信给堂兄周恩夔，表示“人生赖奋斗而存”。建国后，周恩来也多次教育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 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和我的关系,都不许打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教育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代代相传下去。

　　周恩来家世家风家教展览馆里展出了周秉德等六兄妹写的一封信,信中写到,伯伯要求我们“无论上学、工作和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努力,要自我奋斗,革命要靠自己。”注意培养我们的自主能力,防止产生对家庭的依赖思想。

　　周恩来对一位由绍兴专程到北京找他请他帮助安排工作的晚辈亲属说：“共产党干革命，不能搞裙带关系”，嘱咐他回原地好好劳动，并让他转告绍兴的其他亲属，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3,教育家庭成员“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劳动者”。

　　周家后辈回忆说,伯伯要求我们选择职业和工作,都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国家需要为标准,教育我们尽量到基层,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做普通的劳动者。

　　1958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率先垂范,教育侄辈们到基层去锻炼,到基层群众中去,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侄子周荣庆到河南农村当了一名拖拉机手,并与当地一位姑娘结婚,周恩来欣慰地对他说:“这很好嘛,劳动之家光荣!”

　　周秉和、周秉建只有十五六岁就去延安、内蒙古插队。周恩来通过书信鼓励他们在基层、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思想、体质和意志。回京时，周恩来当面叮嘱他们要立足基层，扎根民众，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周恩来教导周秉建说“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安家落户。你应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这条道路永远走下去。一定要虚心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一定要和蒙古族人民搞好团结,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

　　1956年,周恩来动员侄女周国盛去纺织厂当工人。周恩来家世家风家教展览馆里展出了周秉德等六兄妹写的一封信,信中写到,伯伯要求我们“要做个普通学生、普通劳动者。”

　　4,教育家庭成员“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周秉德等六兄妹回忆说,伯伯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刻苦工作,不能讲吃喝,更不能追逐名利”。“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

　　周恩来对扎根在河南农村劳动的侄子周荣庆说，目前农村确实比较艰苦，但艰苦能锻炼人，要艰苦奋斗一辈子。周恩来对扎根在内蒙古大草原的周秉建说,“你到牧区去,要多想些困难,要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 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当逃兵。”

　　1974年，堂侄周尔辉带小儿子上北京，孩子穿了一条呢料裤子，当得知这是当年送给尔辉穿，破了补，补了破，大人不能再穿了，就打反给小孩穿时，周恩来竖起大拇指说：“好，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这应该成为我们周家的传统”。

　　周恩来教育侄子女在生活上要节俭,不能追求享受。他自己就率先垂范,吃饭偶尔洒掉桌上一粒米,他也捡起来放到嘴里,教育孩子们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后盘子里剩余的菜汤用开水冲一冲喝掉。这种习惯影响到孩子,孩子们也养成了用开水冲盘子里菜汤喝的习惯。

　　在教育侄子女时,周恩来特别强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还是要勤俭节约”。所以，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5，教育家庭成员“要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还在东北读书时，就写信给表姐龚志如，嘱告她要到社会大世面上去历炼，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去干一番事业。

　　1921年2月，周恩来在欧洲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要他“不为势动，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后来，陈式周积极投身于民众教育运动。

　　1949年8月,周恩来在西花厅对来京的表哥万叙生说:“过去，你不给日本人干，是爱国的，很好。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你怎么能不想工作呢?现在干工作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人民服务。”并教导说：“凡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计较职位，也不要计较报酬，这就叫为人民服务”。后万叙生在扬州被选为琼花居委会主任，做了很多服务工作。

　　1957年，干女儿孙维世虽未被打成右派，但其作品也遭到了严厉批判，陷入痛苦之中。周恩来教育她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体验生活，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演戏。

　　侄女周秉宜上工艺美院选学专业,周恩来对她说:“这些专业,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都可以直接为工农兵服务。”

　　最后病重住院时，因当时所谓“组织”上的规定，而不让侄辈们前往看望，只能通过电话交谈，周恩来仍念念不忘教育侄子女们“要做好本职工作，为完成党的事业，为国家的强盛，为民族的兴旺而努力奋斗。”

　　6, 教育家庭成员“要遵守纪律”。

　　周恩来教育侄子女: 一定“要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家风”，要求侄子女“不该看的不要看，伯伯的办公室不可随便进，不该听的不要听，有人来谈工作，孩子们一律回避”。周秉德等六兄妹回忆，那时侯中南海周末常有内部电影，周恩来教育孩子们“都不要去看，住校的孩子星期天应回学校上晚自习，家里有多么精彩、难得的戏票，也不许不回学校，要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家风。”

　　周恩来教育侄子女凡事要多从政治纪律上考虑，无论上学、就业，甚至在婚恋、择偶问题上，教育侄子女“除考虑人品、性格外，更要考虑有共同的政治目标，避免政治上麻烦”。

　　(二),周恩来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

　　周恩来家世家风家教展览馆里展出了周秉德等六兄妹写的一封信,信中回忆了周恩来对他们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谈到周恩来的教育方式,他们回忆说,“伯父伯母对我们的教育与要求,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随时随地地而为”。

　　周恩来对侄子女的教育,有时是召开家庭会议,有时是找孩子们谈话,有时是在信中,有时是在饭桌上。

　　1964年8月,周恩来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抽空召开家庭会议。第一次是8月2日下午,周恩来讲家史和个人成长史,让大家提高认识,与封建家庭划清界限。他教育家人和亲属, 要与封建家庭划清界限,必须向工农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第一次是8月9日,专题是教育亲属要过好“五关”,教育亲属要经常进行思想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要抵制旧社会腐朽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侵蚀;要正确对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要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周尔萃转业时,写信给周恩来征求意见，问以后干什么好。周恩来教育他说,：“这要服从组织安排,我不能说。一切要按规定办事,这是我向来的规矩。”

　　有一次,周荣庆戴着表弟给他的一枚铝片制成的又大又精致的雷锋像章去见伯伯,周恩来趁机教育他说,学雷锋是要学习雷锋精神,而不是要做这样大的像章,“不能流于表面,流于形式”。

　　周恩来教育孩子,总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1974年,他对侄儿媳说, 你们在教育孩子时, “不要把大人的观点强加给孩子。教育孩子,一定要讲民主。”

　　二，周恩来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家庭教育,有三个关键问题,就是教育什么、怎么教育、谁教育,这就牵涉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三个关键问题。

　　1,家庭教育首先要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向着什么方向去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家庭教育的根本问题。这是家庭教育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这个问题决定着教育内容,即教育什么的问题。

　　周恩来家世家风家教展览馆里展出了周秉德等六兄妹写的一封信,信中回忆了周恩来对他们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谈到周恩来的教育内容,他们回忆说,“两位长辈对我们生活上的关怀,思想上的启迪,品格上的修养,以及作风上的锤炼,都付出了大量的关爱和心血”。

　　对子女,决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关怀与照顾,还要教育孩子从小就要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道德品质,把孩子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周恩来对侄子女们说“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要把我们的亲属感情，提高到无产阶级感情的高度，你们对我最好的表示，就是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74年,周恩来对侄孙说：“希望你以后加入共青团,再加入共产党,做一个革命者,时刻准备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开放大潮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孩子长大了干什么?孩子怎么样才能算成功?拼命上大学、读研、读博，出国深造;然后就比位子、票子、房子、车子。谁能到最后、最高、最全，谁就是成功者。这就是家长的培养目标。

　　如此培养目标，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谁来担当?

　　周恩来在1959年就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今天读来,仍感振聋发聩。

　　2，家庭教育要解决“怎么教育”的问题，教育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教育方法不对头，事倍功半。

　　周恩来教育孩子,总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1974年,他对侄儿媳说, 你们在教育孩子时, “不要把大人的观点强加给孩子。教育孩子,一定要讲民主。”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家长和孩子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是平等的，不能老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要讲民主;二是要和风细雨,循循善诱，不能动辄打骂搞家暴，所谓的“虎爸狼妈”，“棒打出孝子”。

　　3，家庭教育其次要解决“教育者”问题，这是家庭教育的关键，决定着家庭教育的质量。

　　周恩来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对他后来的影响是很大的。过继母陈氏是周恩来九岁前一位很好的家庭教育者，他四、五岁时，就教他背诵诗句、认字和书法。这对于周恩来后来的那种惊人的记忆力和才华横溢的文字能力是一个最初的锻炼;在清江浦外祖父家的四、五年，幼年的周恩来博览了许多古今的小说、笔记，获得了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因为周恩来是周家父辈四房中唯一的长子，所以每逢过年过节，或本家、外祖父家有喜庆丧吊、生日忌辰等，母亲都带他去参加。这些活动增加了周恩来的社会见识;陈氏母亲带幼年的周恩来到关天培祠，让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心底埋下了爱国的种子。可以看出，小时候周恩来家庭教育的教育者都是朴质的、受中华传统影响很深的，她们的优秀品质熏陶了少年周恩来，对周恩来后来的成长起了很大的影响。

　　要搞好家庭教育，必须要提高家长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水平，还要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但首要的是家长的政治思想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提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在今天，如何搞好家庭教育?周恩来教育思想和实践仍然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

　　2,《人民总理周恩来》(中卷) 红旗出版社

　　3,《周恩来和他的事业》 中共党史出版社

　　4,《周恩来教育思想》 江苏教育出版社

　　5,《周恩来和他的亲属》 中国文史出版社

　　6,《周恩来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7,《周恩来的卓越奉献》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8,《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9,《学习周恩来精神读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0,《周恩来<五德>故事选编》

　　11,《周恩来研究专题论述》 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原中共清浦区委党校副校长、清浦区社科联副主席、副教授

　　现清江浦区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