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执行《国歌法》 缅怀淮安义勇军

徐 忠

在喜庆我国《国歌法》正式颁布实施之际，我与一些中青年和少年朋友相聚交谈，问他们国歌的由来，有些人不知道原是《义勇军进行曲》，更不知道著名爱国音乐家聂耳作曲。还有些人虽然知道《国歌》的前身是《义勇军进行曲》，但不知道义勇军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淮安大地上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有多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与支持之下，自觉组成民间武装性质的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义勇军。我们在2007年编辑《淮安古今军事名人》一书，与地方党史、文史部门的同志一起对淮安义勇军史料进行了搜集与研究，现奉献给读者，以使更多人的关注与传承，并作为党史、军史、国史和地方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启示人们世代相传，每当庄严高唱伟大中华人民国歌之时，对于包括淮安在内的全国义勇军先辈们致以缅怀和崇敬之情！

国共两党对于义勇军的不同方针

新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章指出：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号召人民组织武装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活动。”“当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普遍兴起之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于1931年1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从1931年10月起，中共满州省委先后派出200多名党团员到各地，直接领导或协助义勇军。到1932年4月，东三省抗日义勇军总数已达30万人以上。

蒋介石统领的国民党军队，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不顾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存亡、不顾人民死活，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侵略不抵抗、对内实行祸国殃民的反动国策，坚持消灭赤诚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和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1928年5月10日的日记明明白白地记着：“决取不抵抗主义”。1931年8月16日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当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受到全国舆论普遍而又强烈地谴责，背上“逃跑将军”的骂名。但他左右为难，日寇是他的杀父仇人，同时又不敢得罪蒋介石，所以他只好暗中支持抗日义勇军的枪弹、被服和现款，对但他奋勇抗日的旧部，一律不准用原东北军番号。在淮安的效忠蒋介石的韩德勤，更是公开指挥部队，反对和消灭抗日义勇军。直至今天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只承认八年抗战的历史、不承认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爱国救国军民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否认从义勇军开始的全部抗日战争历史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证明。

张芳久和吴觉与淮阴抗日义勇军

因档案残缺，只知道张芳久是陕西人，籍贯的具体地址无人知晓。1938年初，他从延安“抗大”毕业分配到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任徐东南区区委书记。5月，日寇占领徐州。徐东南区委撤销，成立中共苏皖工委(后改为苏皖特委)，张芳久任副书记。1939年初，中共苏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巩固鲁南，向苏皖发展”的战略方针，派张芳久、高兴泰、戴曦到淮涟地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组织领导民众抗日。他们三人由朱慕萍带路，走了三天三夜，于2月10日晚到达涟水朱慕萍家。开展工作不久，即成立中共淮属临时工作委员会，张芳久任工委书记，高兴泰、戴曦任委员。4月，淮属临时工委改为淮属中心县委，书记仍由张芳久担任。具体领导淮阴、淮安、涟水、泗阳等县党的工作。这时的淮阴，一片白色恐怖，日寇占领南京、徐州后，又步步向淮阴进逼。1939年3月两淮沦陷。而驻淮阴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消极抗日，极力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张芳久等人一段时间的努力，淮属地区各县党员数量大增。为了加强领导，1939年3月，成立了中共淮安临时县委。4月，淮安县工委成立，随后涟水、泗阳县也都建立了党组织。7月，中共苏皖区委员会决定成立苏皖第三地委，张芳久被任命为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从此淮安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焕然一新，为组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打下了思想和政治基础。1939年3月，两淮沦陷，一大批城市青年和学生涌向乡下，淮阴农村的小股武装也纷纷兴起。为了把这些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张芳久穿梭于各种力量之间进行宣传与劝说，重点通过吴觉的统战关系把淮阴当时四支主要武装力量争取过来。吴觉的英勇抗日之举，是从他积极参与发起和成立抗日同盟会与组建淮阴抗日义勇队开始的。吴觉早在1937年12月底，就和谢冰岩、宋振鼎、夏如爱、李干成、陈书同、赵心权、孙存楼等人聚会淮阴城，决定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大家推选宋振鼎为会长，谢冰岩为秘书长，吴觉为七名常务理事之一。

在日寇占领淮阴前，张芳久与吴觉等人星夜赶往渔沟，起取埋藏的枪枝弹药，拉起武装。在开展苏北抗盟活动期间，吴觉即从朋友张国权手中买了枪支，托夏仲芳、谢冰岩、李可宜等朋友密购枪支弹药，藏于渔沟镇老宅里，以备抗日打游击之用。当时，吴觉乘为父亲治丧、在老家守灵的机会，利用亲戚关系和拜师收徒的方法，策动、掌握国民党地方部队的一个连队。因此，张芳九和吴觉星夜赶到渔沟后，将贮存在那里的二十多支长短枪及自己家中与亲族中的自卫枪支集中起来，武装了族中和附近的贫苦子弟。组织起60多人的队伍。接着又拉出了国民党渔沟区常备中队、洪泽湖残留下来的抗日模范队等。此时，张芳九代表党组织正式宣布组成淮阴抗日义勇队。吴觉任总指挥，张芳九任参谋长，谢冰岩任秘书长，宋振鼎任政治部主任，张一平任副官主任。不久，国民党淮阴县政府的武装逃离淮阴，张芳九与吴觉认为，这正是抓紧时间组织抗日武装的绝好机会。因此，当抗日义勇队总指挥部的牌子一打出来以后，全县各地各种小股武装纷纷前来参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芳久汇集了四股抗日民众武装共200多人，正式成立了淮阴抗日义勇队。张芳久代表党组织任命吴觉为总指挥，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由于张芳久当过营长，遂自任参谋长。抗日义勇队成立后，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首先在渔沟东五条路，发起伏击日寇车队战，打响了淮阴县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接着于4月中旬，文殊庵一战，粉碎了汉奸、土匪妄想打垮抗日新生力量的企图。4月30日又夜袭王营，打得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震慑了气焰嚣张的日寇，使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锻炼和加强，振奋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在抗日义勇队的统一番号下，他们又委了不少“支队”、“大队”。一时间，抗日义勇队的旗帜遍及淮阴各地，为打击驻淮日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6月，根据苏皖区党委的指示，苏皖三地委副书记张芳九将淮阴、涟水县抗日义勇队和淮安民众自卫队在涟水成集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代号淮河大队），由张芳九任党代表(7月下旬，张芳九不幸牺牲后由万众一任政委)，吴觉任团长，陈书同任副团长，夏如爱任参谋长，高兴泰任政治部主任，陈亚昌、林士钧任副官处长。

李干成林士钧与涟水抗日义勇队

在淮安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荣史上，张芳久、吴觉等组建著名的淮河大队的三支队伍之一是以李成为队长、林士钧为副队长的涟水抗日义勇队（又称涟水民众抗日救国独立营），在淮涟一带英勇打击日伪，威震城乡，很有名声。

李干成，1909年生于江苏涟水县红窑乡。1929年在上海建设大学读书时参加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曾被中共江苏省委派到宿迁等地组织农民暴动，先后担任共青团上海吴淞区委、沪中区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等。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七年，坚贞不屈，是狱中党的领导核心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干成被无条件释放，回到家乡。这时，淮涟地区由于白色恐怖，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早就停止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有抗日热情和愿望，可是无人领头。看到地方上全无抗日的气氛，李干成非常着急，不顾身体虚弱，四处奔走，与各界人士聚会、谈心，又积极奔走于淮阴、涟水之间呼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2月，他与吴觉等人组建了苏北抗日同盟会，1937年12月底，李干成和万金培、陈亚昌等同志共同努力下，组建了涟水抗日同盟会，有会员60余人，被选为涟水抗日同盟会理事长，不久，抗盟成员就发展到220多人。在抗日救亡活动和日益迫近的武装斗争面前，他思党若渴，盼党心切，感到要抗日，没有共产党领导不行，离开党的领导就缺少主心骨。就在他四处找党之际，中共苏皖特委派张芳久等三位党员干部来淮涟开辟工作，使淮涟一带的抗日工作进入新时期。1939年3月1日，日寇侵占涟水城，国民党涟水县政府和守城部队不战而逃。在这危急关头，李干成在党的领导下，抓紧有利时机，把周围有志抗日的进步青年动员组织进来，将抗日宣传活动转入抗日武装斗争。早在涟水沦陷之前，李干成就开导有志于抗日的马宗融参加真正抗日的军队，成为涟水民众抗日义勇队的排长。日寇侵占涟水，国民党三十三师不战而逃，丢下几百袋面粉在红窑，李干成不失时机地叫马宗融运来保存，为以后抗日武装解决了一部分给养问题。同时，他又在杨和庵小学召开地方上层人士座谈会，争取他们支持成立涟水民众抗日义勇队。这次会议后，收到许多慰问品。开明绅士刘一仁不但拿出几支步枪，帮助义勇队，又叫儿子刘立刚、刘立毅参加革命工作。涟水民众抗日义勇队成立后，李干成任队长，热血青年刘星举、陈亚昌等人带领陈沟的游击队十多人赶来参加。此后不久，与张芳九、戴曦、高兴太等党员干部有联系的林士钧、朱启勋、张景文等率领的涟水民众抗日救国独立营主动来到龙兴寺，与李干成领导的涟水民众抗日义勇队合编为涟水县抗日义勇队，公推李干成为队长，林士钧为副队长。1939年4月5日，日寇一个班强迫100余民工在鲁渡修筑公路。涟水抗日义勇队决定伏击这批日寇，他们首先对空鸣枪，惊散民工，日寇边还击边向涟城方向逃跑，跑到离鲁渡不到一里的地方，进入李干成、林士钧领导的义勇队伏击圈，队员们数枪齐发，日寇惊慌失措，逃到鲁渡东边一农户屋里固守待援。第二天，李干成、陈亚昌、林士钧率领全体人员向敌攻击，盐河两岸民众数百人闻讯参战，将这股日寇四面包围，攻打一天一夜。因当时武器差，又是初战，无法接近敌人。第三天拂晓，涟水日寇赶来增援，这股日寇才狼狈逃回。鲁渡之战打响了涟水县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坚定了涟水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陈文与高邮湖畔的抗日义勇团

陈文，是抗日战争初期名扬高邮湖畔（现在的金湖县境内）、方圆数百里的“抗日义勇团”团长。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文在镇江秘集抗日志士，组成抗日义勇队，后称抗日义勇团（简称“陈团”），自任团长。镇江、扬州先后失陷，陈文率团由扬州北郊转移至高邮湖西横桥河口时，遭国民党高邮县党部书记长吴曾育地方部队拦截，陈部将其击败便印发《告人民书》，在高邮湖西十多个集镇上广为张贴。全文如下：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

日寇的铁蹄已经踏入我国国土，抗日的烽火正在各地燃烧，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是生还是死，是做主人还是当奴隶，是束手待毙还是挺身抵抗，是我们严峻抉择的时候了。本团是来自各地的抗日健儿，自发组成的人民武装团体。为了祖国的生存，挽救民族的危亡，我们勇敢地投入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现因敌人占领京沪线，扬州又告失陷，我们人地生疏，兵力不足，不得不转移阵地，寻求更有利的地形去打击敌人。不料，经过贵境，遭到武装阻拦，不许我们前进，要我们放下武器。这点我们不能接受，因抗日不能离开武器，以致发生了误会。现在误会已经消除，我们将收缴的枪支全部归还，但愿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以免自家人打自家人。

有人说本团是杂牌军，又说是共产党部队。不管是杂牌军还是共产党，只要是真正抗日的，就应该和衷共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参战不分男女老少，守土不分南北东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文人应该投笔从戎，武人应该提枪上阵，工人应该举起斧头，农民应该拿起镰刀，兵农工学商，五位一体，同心同德，一致抗日。若是搞阴谋，耍诡计，抢夺别人的枪支，培植私人势力，对抗日是不利的，我们也是不会答应的。所到各地，我们决不损害人民的一草一木，不惊扰地方正常秩序，与友军团结，互相配合，共同作战，把敌人赶出乡土，赶出中国。

希望各界人士，多为我们辟谣，赞助我们的抗日行动，使我们早日离开贵地，重返前线。

陈 团 宣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农历）

这张布告，使偏僻的高邮湖西顿时活跃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湖西来了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1938年春节刚过，经过休整的陈团，秋毫无犯地离开横桥，又南渡高邮湖，打击日本侵略者。首先夜袭公道桥镇，赶走驻防日伪军，收复江都、仪征两县西北乡镇；后又突袭日军扬州西郊飞机场，使得侵略者寝食难安。三月下旬，驻扬日伪侵犯公道桥，被击毙100余人，陈团将10余具尸体运至扬州北门外，插上“侵略者的下场”等标语。四月上旬，日伪再次侵犯公道桥，陈团施计使之扑空。与此同时，趁扬州空虚，陈派便衣队潜入扬州城，张贴标语、布告，并砍伤伪警察局长吴孝侯，又潜至扬州城内伪江都县政府，投弹炸死炸伤伪军10余人，还砍死一名日本宪兵，将其尸体抛置于伪县政府门口。6月19日深夜，陈文派卢海涛部打入仪征县城，捣毁伪自治会，抓获一批附敌人员到送驾桥训话。1938年春夏，陈团相继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使敌人胆寒，人民称快，陈团声威大振，金湖地区及其方圆数百里的爱国青年，积极投奔，络绎不绝。

为防日军反扑和国民党顽固派偷袭，陈文选定在高邮湖西建立一块可靠的根据地。五月，再次北渡高邮湖，进驻闵桥（当时又称闵家桥），团部驻在镇北的嵇姓宅内，又至塔集（当时又称塔儿集）等地视察。当陈文一行踏上塔集街头时，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不久，陈文又将团部迁至塔集。在此期间，陈文致力于宣传抗日，发展生产，鼓励农民耕种，支持商人经营。因而在其防区(高宝湖西，今金湖县境)内，民众安居乐业，商旅往来，学生复课，呈现出一派生机。陈文还帮助组建自卫队，锄奸反霸，发展地方抗日武装。陈团本身也不断壮大，由几百人发展到3000余人，除团部及后勤机关驻塔集、闵桥等地外，编有3个支队、7个直属大队，其中第一、第二大队驻银集、涂沟、华家滩等地，其余驻天（长）、高（邮）、仪（征）、扬（州）接壤一带。建巡湖大队并成立渔民抗敌协会，控制高邮湖。还建立战地服务团，包括宣传队、话剧团和《前进报》社等。

由于陈团屡战皆捷，日军一再受挫，日军江苏驻屯军司令官十分恼火，命令部下“务必肃清陈文支那兵。”1938年7月，陈团又在大仪一带与日伪战斗，毙、伤日伪军400余人。这次大捷，巩固了天、高、仪、扬一带游击区，延缓了日军向北侵犯的时间。陈团与日伪军作战，威震仪、扬、天、高一带，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其成员多为抗日志士，也有一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收编的地主武装及地方土匪，成分异常复杂，内部斗争也较尖锐。与此同时，陈毅率新四军开辟了苏南茅山根据地，1939年1月，陈毅命江南新四军一部北渡长江，进入扬、泰地区，并在江都吴家桥建立了中共苏北地方工委。苏北敌、我、顽之间展开一场激烈的三角斗争。陈文部队向何处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陈团曾于1938年秋被编为国民党三路二团，属第五战区鲁苏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所辖，陈任第三纵队副指挥兼二团团长。但陈不愿参与国民党内派系之争，既未受印信，也不靠其供给军饷，而是靠缴获日军物资和收取一些税收来维持。行动也基本不受其节制。陈团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各派和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先采取怀柔政策，派人劝说陈文接受改编，并委任其为少将旅长，遭陈文严词拒绝。李明扬部也想再次改编陈团，陈文也未采纳。1938年秋，驻扬州日军以高官厚禄收买陈文，也派说客至塔集陈文团部，许愿封陈文为保安旅长，收编后驻扎扬州城内。陈文一怒之下，将这一汉奸说客枪毙了。此举更激发了部下的抗日热情。当时，受到苏北抗日洪流影响，陈文的思想在逐步向共产党靠拢，感到部队整顿迫在眉睫，认识到只有请共产党帮助，以新四军为榜样来建设军队，部队才有希望。

于是在1939年春，陈文派共产党、新四军有过联系的邱剑鸣前往中共苏北工委所在地吴家桥，邀请共产党、新四军派人来该团搞军政训练，以提高政治、军事素质。工委书记惠浴宇和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听取汇报后，经工委研究并得到陈毅司令员批准，认为陈团可作为团结、争取对象，便派吕镇中、陈淦到义勇团进行工作。他们按照工委指示在办干训班基础上，秘密发展党员，形成改造陈团的核心力量。第一期干部训练班——教导大队，很快在塔集的一座大庙里办起来，分军事、政治两个队，共200人左右。学习的材料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政治军事著作。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学员的政治觉悟，涌现出一批决心跟着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经过认真培养考察，先后秘密发展10多名共产党员。1939年7月，成立了党支部，隶属苏北工委，由吕镇中任支部书记。8月，陈团遭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队围攻。突围前，吕镇中召开支部会，要求全体党员在危急关头，要不畏艰险，英勇抵抗。韩德勤收到告密说陈文已被赤化，于是在1939年8月，调集10个团，围攻塔集陈文团部，在天长境内部署三个团，在三河北岸部署两个团，东边运河线部署一个旅，南边高邮湖部署几十条铁板船，在金沟、黎城布置黄天明、钱怀宝两个大队。面对重兵围剿，陈文率部奋勇突围，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陈文眼看部队已无法抵抗，为保存实力，他要部下迅速离开隐蔽，自己从容走上大堤，高喊：“你们打陈团，要捉的是陈文。我就是陈文，别打了，留些人抗日吧！”说着他把心爱的左轮手枪摔出。他部下一个叫朱克义的营长见此，放声大哭，仰天高呼：“难道抗日有罪吗？”喊着喊着，突然向妻子开了一枪，然后向自己的太阳穴又是一枪。陈文被俘，拒不投降，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囚禁中，陈文气愤地挥笔疾书：“爱国有责，抗日无罪，陈文何罪之有？”不久，就被顽固派在蒋坝镇秘密杀害。一支曾轰动一时的抗日武装，就这样被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娲国殃民政策的韩德勤镇压下去了，一位在高邮湖畔叱咤风云的抗日志士，就这样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时年仅37岁。这是蒋介石之流在淮安大地上做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犯下了不抗外敌打内战、消灭义勇军的一项滔天罪行，也是当今对那些为蒋介石抗日歌功公德谬论的有力驳斥！幸喜的是陈团中的中共组织一直没有暴露，因而10多名地下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不久就相继脱离虎口，参加了新四军。后来一部分受党委派，又回到高邮湖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高度评价陈文所领导的义勇团的抗战业绩。我市军分区政治部、市民政局合编的《淮安古今军事名人》一书载有义勇团陈文团长抗日的英雄事迹。在安徽省来安县半塔集的烈士陵园烈士史迹陈列馆内，陈文烈士的英名，列入县团级以上干部名录中，排在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之后，受到世世代代的缅怀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