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的高校招生考试，一直都是定在炎热的夏季。唯独那一年安排在冬季，那就是文革后首次恢复高校招生制度的1977年高考。

　　我是南京市二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当年高考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体检已完成。校长王非还特地到我们支农劳动的晓庄林场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省里高考改革试点：南师附中和二中等校实行高考和毕业考合并，考生在原校、原班级、原座位参考。大家顿感轻松，齐声欢呼!晚上煮一锅盐水龙虾招待校长，犒劳自己。谁知好梦不长，文革开始，高考推迟半年举行。那时，艺体类专业加试已毕，也都不作数了。我同班的钟同学报南艺作曲系，过关斩将，已进入最后的15名拟录取名单。当他得到此消息时，他正在理发，刚理一半，他就神思恍惚地走出了理发店门，害得理发师傅跟后面追。六六年冬，那位曾给我们带来高考福音的王非校长被打成“假党员”、“叛徒”。后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第二年，造反、夺权、武斗，大字报、大批判，不一而足，哪里去寻找“平静的书桌”!我们的高考梦破碎了。

　　1968年秋冬时节，在城里终日无所事事的我们，报名到位于白马湖畔的洪泽县岔河公社插队落户。一年四季，春耕夏插，秋收冬挖(修水利)，我们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的农村，因为村村办学校，师范又停招，教师奇缺。1970年夏，县里决定，选拔一批南京知识青年里的高中生做编内代课教师，先培训后上岗。我们几个同学有幸被选中，分赴淮阴师范和淮安师范，参加淮阴地区高、初中师资培训班培训。被分别编入文科排、理科排学习。当我从淮安师范的广播中听到清华、北大试招生时，心中暗暗欣喜：看来，大学很快就会普遍招生了。半年后，我们拿着《结业证书》都回到原公社任教。接下来几年，高校招生虽逐步恢复，但均与我辈无缘，因为“贫下中农推荐”不到我们这些不知根、不知底的“外来户”!我们只有郁闷的份。

　　颇具黑色幽默的是，1973年的大中专招生，淮阴等地区试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先通过考试淘汰一批人，再搞“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我当时在公社中心小学戴帽初中部教语文和英语，在省地报刊发表过几篇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县广播站播放过我关于《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提高业余文艺创作水平》的录音讲话，我还两次出席地区知青代表大会，受过表彰。公社为了提高推荐人选质量，很重视用于初选的书面考试。教革会领导让我出一份语文选拔试卷。我花了一晚上时间完成了任务，被领导夸：试卷出得有梯度，易区分，有水平。但我几夜无眠，心中五味杂陈：我有水平出这份试卷，但却无资格考这份试卷......

　　后经“白卷英雄”张铁生一闹，各地从此也不再敢搞考试初选。我的大学梦也随之破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和我的知青同事们纷纷恋爱、结婚、生子，过起了教书、支农、办批林批孔专栏的日子。某某招工走了，某某被推荐上大学了，这足以堪称那个死水微澜岁月里的仅有的谈资。

　　岂料，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大力拨乱反正。1977年10月21日传来喜讯：关闭了11年半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了!我和同学们很是兴奋了一阵子。赶紧找中学课本复习，谈何容易?那个不读书的年代，哪有什么系统的复习资料供学习?逮到什么读什么。一但有同学从南京拿来什么油印复习资料，大家如饥似渴，马上传着看。

　　我的妻子也跃跃欲试。她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在灌云县插队不久就当了民办教师，后转回原籍插队，仍干本行。她读初中时，成绩特别好，人又聪明，复习复习考个大专、中专也有可能。可那时我们的女儿才一岁半，两人都上学，女儿怎么办?经过痛苦的抉择，妻子自愿放弃报考。

　　但是我在报文科还是理科问题上又犯踌躇：因自小受父兄的影响，学医一直是我的梦想。如不是“文革”，我早已穿着白大褂，颈上吊着听诊器了。可我平时课务重，没时间复习数理化，理科无把握。再加上我那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工作的大哥、二哥来电报说，他们学校今年不到江苏招生，让我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在那走后门成风的年代里，我很失望，也很不自信，只好报文科。

　　1977年11月28日，我们走向初考考场。那天早晨，天寒地冻，我们呼朋唤友往岔河中学赶，路遇一教地理的李老师朝我们开了句玩笑：“今后穿皮鞋穿草鞋，在此一举啰!”我边走边思忖着这句话，觉得有点意思。看看脚上穿的胶底解放鞋，再看看丰敞河河堤路面上那些隐约可见的高高低低的鹅卵石、砂礓石，中午化冻时，不是胶底鞋也能走。立马回头换穿我那双破棉皮鞋!同伴们见我往回走，不理解，还以为我丢下什么重要东西，叮嘱我千万别误了考试时间。妻子见我为一句玩笑话，竟当起真来，笑话我太沉不住气了。

　　事后，我也问过自己：你是从来不讲迷信的，这是怎么了?其实，多少年来，一个挥之不去的场景时时浮现，此时格外清晰：那是下乡两年后的春节前夕，我在南京家门口的街上闲逛，见公园门口围了一簇人，我好奇地探过头去，见是一个测字相面的老者在那里自我吹嘘，便打算抽身。岂料，他竟指着我说：“诸位，你们看这位青年同志的下半张脸，长得多有福相，他下半辈子必定主贵!”大家好奇的目光都转向我，我脸一红，赶紧低头挤了出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个年代，我们早已“彻底唯物主义化”了，怎么还能理会这些封建迷信?但怪得很，就是忘不掉!事后自我剖析：我迫切地盼望“下半辈子”改变命运!这很可能就是我临考换皮鞋的思想根源。

　　初试顺利通过。12月23日，我们又赶到洪泽县中去参加复试，系全省统考。大家投亲靠友，分头住宿。我住在刚从外地调入县城东的岳父家。岳母知我不喜欢吃一般面食，特地在头天晚上包好菜肉饺子，冻一夜，第二天早上煮给我吃。当地饺子俗称“万万顺”，吃了以后诸事皆可顺遂!当年我虚岁三十，30个小饺子一顿吃光，必交好运!考了两天，吃了两顿饺子。果然考试顺利。监考的是我搞通讯报道时认识的一个县财政局干部。考试前后，我们互撂香烟，气氛融洽，一点不紧张。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叫《苦战》，源自叶帅的诗句：“攻城不怕坚，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要求写一篇记叙文。构思时我颇费思量，有两个素材可以写：一个是我大哥他们部队医院克服困难收治大批在中印自卫反击战或唐山地震中颌面部受伤的伤员;另一个是洪泽湖水上公社奉命破冰取鱼，完成省外贸出口罗马利亚3吨鲜鱼的任务。这两个素材我反复酝酿，究竟写哪一个能出采?思考了好几分钟，我决定写后一个，因为我曾被借调县人武部，参与创作民兵斗争故事，采访过有关人和事，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结果不打草稿，不写提纲，一气呵成。纸写完了，再要再写，足足有三千字。交卷时，坐我前排的一个同学回头望了一下，只看见我作文开头一行3个字：“起风了!”走出考场，他对我说：“就凭你文章开头那三个字，这篇作文肯定差不了!”还真让他猜对了!

　　1978年元月初填志愿。报综合性大学读书要化钱(我不知道可以申请助学金)。我们一家三口，我月工资24元，妻子民办教师津贴15元，外加工分。在物价特低的小镇生活，尚能维持。我如上学，收入大减，她们母女自顾不暇，哪能顾及到我?干脆报吃饭不要钱的师范专业吧!因为数学未考好，第一志愿只敢报“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过了一星期，公社文教助理自县里回来兴奋地告诉我：“省派驻地区高校招生工作组副组长，是南京医学院的一个女干部。她说你的语文成绩几乎满分，全淮阴地区第二，史地96分，算高分。政治也是高分。”暗示我把志愿抬高些。我当即跟他到办公室，翻出我的《志愿表》，将第一志愿中的“淮阴分院”四个字用小刀刮掉，在第二志愿“南京师范学院”后边添上“淮阴分院”四个字。“平生无大志”，这样的志愿一填，就注定我今后一辈子吃“教育饭”了。

　　1978年的春天来得早，可我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到。我们公社有人已收到通知书了，与我同大队的南京二中同学已收到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真急死人!整天闷闷不乐，上课没劲，做家务也没劲。妻子安慰我：“十一年都等下来了，还在乎十天、半个月的?”于是，只好打起精神上讲台。二月底的一天上午，刚上完第二节课，在教室门口，我的一个同事就微笑着将印有“南京师范学院”字样的牛皮纸信封递到我手中。直到此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心中倒十分平静。通知要求3月5日报到。

　　接下来的几天里，校领导忙着从下面中学选调教师补我们的空，因为在初中部任教的几个南京知青都考上了。我们则都忙着迁户口、转粮油关系。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回生产队结算口粮。队长热情地先安排劳力将我的千把斤稻子装上小木船，再派一老把式将船撑到公社粮管所帮我换粮票和钱。运粮船航行在洪泽湖与白马湖之间的主航道浔河上，西南风劲吹，粮船逆流而上，劈波斩浪。老把式稳坐船艄把舵，我在岸上拉纤，身背纤绳，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我弓下腰，昂起头，笑看四野。初春，沫浴在阳光下的的麦苗、油菜、杨树，生机盎然。我迎着阳光，绷紧纤绳，一步一个脚印，步步着力，走向被彤红的晚霞染透了的岔河镇……

丁鸿慈

作者单位：淮安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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