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着一个不大的柳条箱，被我油漆成粉红色，上边有我写的一行美术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那是一九六六年我们结婚时，老婆的娘家陪嫁的唯一嫁妆，据说还是借钱买的。那时穷啊，结婚时，我不就只花几毛钱买了双袜子么?所以，这唯一的结婚纪念品，我便一直珍藏了几十年。

　　但给我记忆更深地更值得珍藏的是我父亲的那只柳条箱。大约长一米，宽半米，高30公分左右。外刷绿漆，底，盖以铁皮合页和搭扣相连。搭扣旁，一个用皮子缝制而成的提手。因为亲眼所见，它是伴我父亲走完一生革命道路的唯一家当啊，所以记忆深刻。

　　说起这只柳条箱来，那故事还真不少。-

　　一九三七年，一直作为徐沛地区地下党区委书记的三舅要随大军南下开赴前线啦。临行前到我家,向已参加地方抗日游击队的我的父亲告别。晚上酒饭之后，三舅叫他的随员将马背上的一个柳条箱卸下来，交给我爸，说：给你吧，我上前线不方便带。这柳条箱也用了好几年啦，上边放衣服，下边藏点文件什么的，还可用。我爸就收下了这战场上留下来的纪念品。从此，这柳条箱便伴随了我爸爸的一生。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北撤，父亲随军撤至山东单县，在后方报社工作。这柳条箱不光放几件衣物，也是他的办公桌，文件箱。当时的前线报社是流动的，也就是农家院的闲房子。几台油印机，几块钢板，几盒墨油，几桶腊纸，几卷毛边纸而已。手工刻钢板，手工油墨印刷，内容根据前线战情，现场采访编辑，出版也是不定期的。随着部队的转移，也是说走就走。要搬家的时候，我爸的这柳条箱可就派上了大用场，箱底放腊纸，毛边纸，刻字钢板，上边放衣物。往马背上一搭说走就走。

　　我们姐妹几个常常要爸爸讲故事，最动人的事情是，这柳条箱还救过爸爸一命哪。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四一年秋，日本鬼子疯狂地推行合璧围歼战术，常常出其不意的围剿住有八路军游击队的村庄。为了便于转移，便配合当地民兵挖了不少地道。地道户户相通，村村相连，部队转移很是方便。当时报社机关驻在一个叫周塘村的一家农院里。一天鬼子进村了，八路军大部队在外围作战，后勤机关人不多，留守战士更少。鬼子进村后，机关留守人员便立刻往地道转移。我父亲撂下手中的事，急忙进入地道。刚进去马上就想起柳条箱里纸张还敞着口，摊开在房顶上晾晒哪。里面还有几张刻好的蜡纸，便急忙跑出洞口，爬上房顶，合起箱盖，急忙背起，准备下房进地道。这时鬼子已进院啦，我爸转身就跑。当地的民房全是平顶的，房房相连，每家房屋之间有一米多宽的巷道。我爸刚从这家房上跑到邻家的房上时，鬼子呯呯朝我爸开了几枪，有一枪打在了背后的柳条箱上，好像晃了一下。同伴们听到枪声，都以为我的爸爸要牺牲了，或者，受伤，也要被鬼子抓住。没想到，我爸没倒，勇往直前，在枪林弹雨之中，继续冲出了村外。这真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进入地道的人，本认为鬼子闹腾一阵会走的，没料想鬼子发现这院驻有八路，且有新挖的洞口，便大肆搜查，见各屋没人，估计是进了地道。但鬼子又不敢贸然进洞，便抱了些柴草，放进洞口点火熏烟。又将农家墙上挂的几串干辣椒扔进火里。浓烟渐起，气味呛人。鬼子还脱下衣服使劲地往洞里扇烟。谁知道，这院里的地道刚开挖不久，是个半截子工程，尚没与邻村的地道挖通联接，现在洞里的人是没法出去的。一会儿，洞里就传出强烈的咳嗽声，喷嚏声。不久，几声枪响，洞里的人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开始一边射击，一边往外冲啦。这时鬼子一听枪响，就地卧倒，枪口齐对洞口，跑出一个，撂倒一个。洞内的人知道，不跑也是会全熏死在洞里的。便有几个身强力壮的人，一边开枪，一边齐往外冲，结果冲出四五个人，洞口倒下一大片。待村外救援的队伍来到时，一场激烈地解围战打到天黑。打死了几个鬼子，可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三十多人。这就是记入徐沛革命史册的周塘战役。到了安全地方，大家会合了，人们拍着肩膀说，老燕，你没光荣(牺牲)啊?那个说，你还活着啊?真神啦!爸爸打趣地说，背上的柳条箱是震动一下，我来看看。打开柳条箱一看，一块刻字钢板被打瘪了，凹成一个小坑，钢板没打通，旁边还有一颗罪恶的日本子弹。大家都庆幸地说，真险啦，是柳条箱老战友救你一条命啦!柳条箱底下留下了一个圆溜溜的洞。爸爸笑着说，留下这“光荣洞”做个纪念吧!

　　父亲每每回忆此事都为自己脱险的幸运而感动，同时为牺牲的战友而痛苦万分。

　　我二伯父家五个儿子，人口多，屡受压迫，生活困难。我父亲就回家来宣传，动员参加革命，先后将我堂兄老二，老三，老四一次次领走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他们年龄小，在部队打杂，有的当勤务员，有的喂马。后来长大都上了前线，有的当了军医，有的当了军官。老三最出息，干到正师级。后来听三个哥哥讲：刚一参军时，跟着三叔(指我的爸爸)，他的柳条箱就是我们共同的放衣箱，全家的衣物都装在里面。

　　听四哥讲，一九四八年年底，刘邓大军在淮海战场战斗正酣，后方军民踊跃支前。四哥就多次带领人员用我父亲的那只柳条箱将支前的慰问品送往前线。

　　解放后，几个哥哥逢年过节来看我父亲时，看到那只柳条箱，都特别亲切。说这柳条箱也为国家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解放后，父亲转入地方工作，进了中国农业大学林学系果林园艺专业进修，毕业后，一直从事果林园艺的领导工作。其实，我十岁前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因他极少回老家沛县。直到我十五岁那年，我考入了山东济宁一中读书，才随父亲生活，他住机关，我住学校。那时我发现父亲唯一的家具就是那只有些破旧，还一个角有点塌陷的柳条箱，内装几件衣服，别无它物。后来虽然工作几经调动，但每次搬家，还是那只柳条箱。柳条箱塌陷的一角，据父亲讲是他下基层乡村驻队时的一个夏天雨夜，房塌墙倒砸坏的。

　　父亲的工资不高，过去要照顾我们兄妹四人的上学，还有年迈的爷爷。平日的爱好也就是抽包烟，喝点茶，别无他求。记忆中父亲临近离休时，处级干部的工资也就是七十二元。吃穿已罢，所剩无几，还时常周济困难的职工，也就无心无力添置家业了。那时的干部，个个廉洁，从无贪占。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实非今日当权者所能同日而语的。

　　待一九七六年父亲离休时，我已经有能力挣钱了。我推倒了家中的土墙屋，盖起了大瓦房，打造了全套新式家具。这才将父母接回老家。父亲搬家时，单位将他用着的一个三抽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盆架，一张木架子床，作价180元钱，允许带走，父亲无怨无悔，这是天经地义嘛!当然，还有那个走南闯北，始终不离不弃的绿色柳条箱。我开着自己的手扶拖拉机，就给搬来啦。来家后，存放衣被有大衣橱，用不着那柳条箱啦，柳条箱便一直存放在大衣橱上边。

　　解放前，部队调动转移，全部家当就是一个背包，说走就走，干部也是这样。据说，八十年代末，一个处级干部搬家得一辆大卡车。到九十年代就得一节火车皮。而现在当大官的搬家，只一辆轿车就行，新别墅里什么都有，旧的全不要啦，只带好放满金卡银卡的保险柜就行啦。

　　父亲病重了，还不时看看衣橱顶上的柳条箱，嘴唇哆嗦着，好像要说什么，好像不能说了，也好像不想说了。爸爸去世后，我一直保存着柳条箱。直到一九九二年我从农村老家搬来淮安时，帮忙装车的侄儿们看着车子装不下，可能将那个实在太旧的柳条箱当垃圾扔掉啦，没敢告诉我。后来我知道了，十分惋惜。但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柳条箱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喜爱用电烙铁在葫芦上烙画，一样，这柳条箱给我思想上的烙印太深了，太深了，因为那个柳条箱里盛载着我们对父亲的满满的记忆，承载着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高风亮节，淡泊物资享受，一心只求奉献的人生情操啊。

　　别向深处说了，纵观当今社会，固然始终忠于信仰，忠于国家，忠于党的优秀干部大有人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地方到部队，老虎苍蝇遍地嗡嗡嗡。一个个嘴大肚圆，物欲泛滥，贪得无厌，中饱私囊，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前仆后继，铤而走险。一个个台上人模人样，台下男盗女娼。台上马列，台下鄙劣。过去的干部，鬼子面前不怕死，现在的干部财色面前不怕死。八年抗战倒下了二名将军，三年反腐以来，竟然倒下了四十三名将军。过去国民党监狱关押的是不怕把牢底座穿的革命者，今天监狱关押了不少国家机关的贪赃枉法的共产党的干部。革命时期多少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仰，抛家别妻，为掩护身份，扮成假夫妻，战斗在白色的恐怖区，随时准备献身。今天又有多少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先把老婆送出国外，身边左揽右抱情人美女。似乎也不怕蹲监坐牢。以当代的混世魔王自赏，不怕以自己的头颅去祭法纪的大旗。可悲!可恶!可叹!可怜!

　　逝者如斯夫，历史总是在如实地记载着当今社会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足迹。苍天有鉴!

(燕宪标 郝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