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年的春节，是我们插队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各级革委会号召我们留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知青们却没有一个人想留下来“革命”，都想返城。既然不是“革命行动”，就不宜成群结队、大张旗鼓地回省城，都是“单溜”。我们知青户三人选择半夜行动。其好处有二：一是目标小，二是既能赶上回省城的早班车，又不用在县城住宿。这是木匠“黄大牙”的主意，他与我们结伴而行，他要去安徽明光走亲戚。

　　半夜时分，天寒地冻，我们“师徒四人”(师傅是木匠，我们三人是“徒弟”)，三副担子，一路往西，蹀躞而行。三副担子，挑的全是年货：糯米、鲜鱼、活鸡、野鸭、野兔等等，黄木匠自己一副担子，我们三个知青的年货组成两副担子。最重的担子，一直由黄木匠挑着，那是我们的。较轻的两副担子，我们三人轮流挑。

　　刚出发时，天上还有星月闪烁。越走，云层越厚，天越黑。不久，天上开始飘雪花，雪越下越大，路上积雪越来越深。一不留神就踩碎洼处冰盖，弄湿球鞋。我们的头上、肩上、担子上都覆着白雪。俗话说：“路远无轻担”。我们赶了二十几公里路后，担子仿佛越来越重，我们三人加快了换担挑的频率。我们真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可黄木匠不让：怕我们一旦坐下，就起不来。我们的鞋袜湿了，裤腿湿了。虽然冻脚疼，但身上并不冷，连衬衣也汗湿了。头上直冒热气。雪是越下越来劲，鹅毛大雪下得人睁不开眼，辨不清路。肚子越来越空，嗓子越来越干，脚步越来越重。我们不时在路边抓把雪润润喉咙。黄木匠不时给我们打气：我们已走了一大半了，快到了。此时的我们，又累、又饿、又困，真想倒下来睡一觉。

　　估摸着约走了四五个小时，忽然从西边县城方向飘过来《东方红》乐曲的声音，在北风的呼啸声中是那么清晰、亲切!不啻天籁之音、人间仙乐。我们知道，这熟悉的旋律是县有线广播站一天节目的开始曲。意味着天快亮了，县城快到了，我们的苦难历程快结束了!感谢《东方红》给我们的肌体注入了活力。否则，我们不知道能否坚持到天亮，坚持走到县城。黄木匠告诉我们：已到朱坝公社，还有十来里路。此时的雪仿佛小了一点，我们重新打起精神，脚步也轻快了起来。

　　天刚亮时，我们穿过清冷的县城，来到位于洪泽湖大堤的长途汽车站。哪知，车站里人山人海，全是滞留的旅客，大部分是知青。只见候车厅里，坐的坐、躺的躺，吵的吵，骂的骂，乱哄哄的。据说，有的知青已来了两天，还没有买到车票。小县城遭遇如此汹涌的探亲潮，使公路客运措手不及。只怪这些知青不过“革命化的春节”，非要凑热闹，给当局出难题!我们找到一间空库房角落，卸下担子。脱下沾满泥土冰渣的鞋袜。我的脚已冻僵了，十个脚趾甲全变成紫黑色的了。

(丁鸿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