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忠

　　鸡年前夕的2018年1月23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崇礼云顶滑雪场，对围拢过来的运动员和滑雪爱好者亲切交谈,临别时，鼓励在场的青少年说，“闻鸡起舞，金鸡报晓，孕育着光明灿烂的一年，祝大家鸡年吉祥!”由此联想到伟人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和革命年代与“闻鸡起舞”的五个历史故事，特据史料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朋友。

　　一、“一生之计在于勤论”与“闻鸡起舞”。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闻鸡起舞”的典故，出自《晋书·祖逖传》。相传东晋时期将领祖逖年青时就很有抱负，每次和好友刘琨谈论时局，总是慷慨激昂，满怀义愤，为了报效国家，他们在半夜一听到鸡鸣，就披衣起床，拔剑练武，刻苦锻炼。但是，真正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终生坚持以“闻鸡起舞”精神，激励自己学习、做事的人，则是姣姣者。1914年春，刚考入当时全国著名的南开学校的周恩来，时年16岁，不但在一篇题为《一生之计勤论》的作文中，创造性地把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报国之志的原意，用于论述中学生的“一生之计在于勤”上，而且一辈子坚持以“闻鸡起舞”的精神，极其勤奋地“为人民服务而死”。他的作文一开头就从个人讲起，“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足矣。”进而阐明勤的目的在于“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夫人之一生求学，为青年最大之时期。”因此他既强调自己又勉励同学要“闻鸡鸣而起舞，无忘雪耻之志。勤能补拙，古人语不我欺。学久不怠，英贤正在吾辈。韩文公以勤勉后进，古先贤以惰戒门人。映雪读书，画地识字，其勤为何如?其成功至何等耶!故勤也者，以之验于人，以之验于事，非勤无以致其功，非勤无以毕其事。”可贵的是周恩来不仅这样说，而且按照“闻鸡起舞”的精神做。在这年春天，因一篇作文老师评语不佳，他即写了发奋的感言，警示自己要“三思，须知人之所能为者，已即能为之。”如不以“闻鸡起舞”的精神发奋学习，“宏图壮志，竟将抛诸大海”。从此奋发学习，最后以89、72的高分毕业。同时坚持体育锻炼，拜当时天津在万国赛武大会上击败国际大力士的中国武林高手韩慕侠为师，闻鸡而起学练习八卦掌、八卦刀、剑法、柔术等，“尚武救国”悟性很强，深受韩大师的喜爱，特将削铁如泥的宝刀“僧王刀”赠送给周恩来。从此周恩来一直坚持“闻鸡起舞”练武术，曾与同学好友王朴山午夜舞剑作诗：“华年惜绿鬓，午夜啸青锋。学道雄心淡，观时热血浓。”他的这种“不用扬鞭自奋蹄”、“闻鸡起舞”学文练武的精神，不仅在南开师生中传为美谈，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从学生时代起一生都是“闻鸡起舞”的学习与工作，成为举世公认的最珍惜时间、最遵守时间的楷模。

　　二、“多难以固邦国论”与“闻鸡起舞”。

　　1915年冬，15岁的周恩来在《或多难以固邦国论》的老师命题作文中，开篇说明典故：“间尝读史，至晋刘琨"或以多难以固邦国’一语。不禁深致服膺。知有非常之时势，适足以兴固邦本，挽已坠之国家也。”列举了古今中外“人有非常之功业。而名以立;国有非常之功业，而邦以兴”成功范例后，笔锋直指我国当时的国势：“返察我国，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役，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不可终日。”“土地丧失，国亡即在目前，此固非常之时势也。”作文最后以少年爱国忧国之心呼吁：“呜呼!卧榻岂容人鼾睡，宋太祖之言犹在耳。厝薪久已见微明，贾长沙之语岂忘心。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勘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不然多难既不足已固邦国，时势已不足以造英雄。”老师高度评价此文：“才思骏发，波澜老成。中后历陈时势，尤有贾长沙痛哭流涕之情，诚杰构也。”这里讲的贾长沙， 即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公元前200—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年少时诗文闻名。后见用于文帝，力主改革，被贬，忧愤而死。鲁迅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被贬长沙途中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以自谕。谪居长沙三年，作《鹏鸟赋》，假托与鹏鸟的问答，发自肺腑，哀伤之情跃然纸上。假辞赋之要，抒忧国之情。

　　三、演讲《中国现时之危机》与“闻鸡起舞”。

　　1916年10月4日，在南开学校举行的全校演说比赛大会上，18岁的周恩来发表了充满爱国忧国思想的《中国现时之危机》的演说，一开头,就怀着爱国忧国之心,以深刻感人醒世的语言说：“中国现时已处于极危险地位”，“揆诸良心，不得不言，不忍不言”。接着从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和道德精神状态等方面，论证中国社会处于的极其危险的境地，以中学生的超常见解，先“论事实”，一方面指出内患，当时的“民国成立，于今五稔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姑息手段以养成”，向民主革命的先驱和仁人志士进言：如果“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林不垦殖，以肇今日危险之时代哉!”再一方面，阐述了当时的外患说：“日俄协约，中日合同，郑家屯交哄，种种惊心动魄之事，均使吾国家入于困难之境。”最为可贵的是“论事实”之后“论精神”，严正指出“吾国国民之道德可谓已沦丧之极”，虽然“事实处于危险之境，但使国魂尚在，犹可挽回。”从强国兴邦的高度呼吁 “最可爱可敬之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而不欲有弱冠请缨之举，于国事无大补也，幸甚幸甚。”对周恩来以呼吁青年学生为国“闻而兴鸡鸣起舞”为主旨的演讲，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和马千里等五位老师组成的小组评为前五名中最有见地最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佼佼者，决定作为“代论”，在当年11月8日校刊《校风》第45期上全文发表。

　　四、《毕业同学录·序》与“闻鸡起舞”。

　　1917年6月下旬，周恩来完成南开学校的四年学业，以优异成绩即将毕业前夕，经同学一致推选负责编辑《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编好付印之前，作了一篇简述同窗四年学习生活与情感，重点对自己对同学写出了共勉之诤言的序：“此后天各一方，卓立社会，有所建树，发扬母校精神，齐心一德，不负初志。同窗今日，同趋异时，进退朝野，考其始，验其行，燃犀阐微更非斯编莫辨焉。归子有言："所患不同心，不患相见稀。’士生今日，怀奇才无同志，不足以致用。斧柯莫假，未易言功。”“大厦非一木可支，群策群力，求为社会干才，是尤宜守志勿变，共趋于一道也。”“传有云，风雨晦明，鸡鸣不已。区区私意，愿与侪共勉之。”周恩来与同学共勉的核心思想是要以“风雨晦明，鸡鸣不已”的精神发扬母校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所表达的南开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早在南开初创之时，被称之为“校父”的校董严修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1934年，校长张伯苓化《诗经?鲁颂》中“允文允武”为“允公允能”作为南开校训。“允”为文言语首助词，“既、又”的意思。“允公允能”意即“既有公德，又有能力”，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日新月异”语本《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即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要有所创新和发展。南开校训作为一种永久的精神力量、博大的精神力量、强烈的感召力量，启迪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南开学仔，鼓舞他们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周恩来走出南开赴日本留学、回国进南开大学部、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勇敢冲锋，直至赴欧留学、加入中共最早的八个小组之一的旅欧小组，以至后来成为党与军队和国家领袖的革命征程中，一生践行着“风雨晦明，鸡鸣不已”的精神，成为“闻鸡起舞”超级版的光辉典范。从法国留学开始，长期在身边周恩来工作的邓小平终身钦佩和敬重周恩来。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五、《党的历史教训》与“鸡鸣三省”的重大决策。

　　在周恩来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每个历史阶段都以超常的“闻鸡起舞”精神为党为军为国为民而忘我工作，其中担任党和红军重要领导与指挥者的长征期间，就有很多“鸡鸣”尚未眠的感人故事。当年担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说：“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他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已知彼’，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达命令到各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才去睡觉。他的精神好，青年人都熬不过他。”后来，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报告中，讲了长征关键时刻在“鸡鸣三省”的庄子上改变党中央领导人的重大决策的故事。他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谷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浦做了书记，换了博古。”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所记，周恩来在党的总书记人事变动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遵义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即洛浦)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常委分工，由周恩来以解剖自己的深切感受，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高度，找博古谈话商量这件党中央领导职务变动的大事，博古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职位高低，表示同意常委决定说：“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干!”从那以后，博古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积极负责在长征途中办《红星报》，工作很出色，成为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范例，在党和红军中被同志们传为佳话。